《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红岩》
自1961年12月出版以来,社会发行量逾1000万册雄踞我国红色经典作品ding峰数十载,激励了无数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红星照耀中国》(曾译《西行漫记》)自1937年出版以来,畅销至今。董乐山译本是今天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经典读本。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当时红色根据地的情况。 ? ? ? ? ??
此次新版配有十余幅珍贵历史照片,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经典译本。
本书为教育部八年级(上)语文教科书名著导读指定书目。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著的这本《红岩》以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敌我斗争为主线,展开了对当时国统区阶级斗争全貌的描写。全书通过三条斗争线索(集中营的狱中斗争、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联系广阔的社会背景,形成纷繁的斗争场面;同时又用川东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的斗争情节把这三条斗争线索联结起来,汇聚到狱中斗争上,集中描写革命者为迎接全国解放,挫败敌人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作者以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现了国民党统治行将覆灭、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斗争形势和时代风貌,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和华子良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光彩照人,感人至深;同时对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很有特色,既揭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又不流于脸谱化。作品结构错综复杂又富于变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和烘托气氛,语言朴实,笔调悲壮,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作品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剧《江姐》等,从1961年出版至今51次再版,发行800多万册,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该书被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董乐山,翻译家,作家。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6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红星照耀中国》等均有广泛影响。
《红岩》
罗广斌(1924—1967),重庆忠县人,中共党员, 1948年被捕,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建国后,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中惨遭迫害致死。
杨益言(1925—2017),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出狱后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红岩》一书。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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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国民党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国民党的主要盟友。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南京通缉名单上的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真的已经死了吗?,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的广田弘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C.帕特里?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红岩》
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
在这变态繁荣的市区里,尽管天色是如此晦暗,元旦的街头,还是照例挤满了行人。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
赤脚的报童,在雾气里边跑边喊:“看1948年中国往何处去?……看美国原子弹军事演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卖报声里,忽然喊出这么一句:“看警备司令部命令!新年期间,禁止放爆竹,禁止放焰火,严防火警!”
在川流不息的人海里,一个匆忙走着的青年,忽然听到“火警!”的叫喊声,当他转过头来看时,报童已经不见了,只是在人丛中传来渐远渐弱的喊声:
“快看本市新闻,公教人员困年关,全家服毒,留下万言绝命书……”
这个匆忙走着的青年,便是余新江。今天,他没有穿工人服,茁壮的身上,换了一套于干净净的蓝布中山装,浓黑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他不过二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听了报童的喊声,他的眉头微微聚缩了一下,更加放快脚步,两条颇长的胳臂,急促地前后摆动着,衣袖擦着衣襟,有节奏地索索发响。不知是走热了,还是为了方便,他把稍长一点的袖口,挽在胳臂上,露出了一长截黝黑的手腕和长满茧巴的大手。
穿过这乱哄哄的街头,他一再让过喷着黑烟尾巴的公共汽车。这种破旧的柴油车,轧轧地颠簸着,发出刺耳的噪音,加上兜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贩和地摊上的叫卖声,仓仓皇皇的人力车夫的喊叫声和满街行人的喧嚣声,使节日的街头,变成了上下翻滚的一锅粥。
余新江心里有事,急促地走着。可是,满街光怪陆离的景色,不断地闯进他的眼帘。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畸形的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不知是哪一家别出心裁的商行带头,今年又出现了往年未曾有过的新花样: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接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有些地方甚至用才出笼的十万元大钞,来代替万元钞票,仿佛有意欢迎即将问世的百万元钞票的出台。也许商人算过账,钞票比红绿彩绸更便宜些?可惜十万元钞票的纸张和印刷,并不比万元的更大、更好,反而因为它的色彩模糊,倒不如万元的那样引人注目。微风过处,这些用“法币”做成的彩带满空飞舞,哗哗作响。这种奇特景象似乎并不犯忌,所以不像燃放爆竹和焰火那样,被官方明令禁止。
余新江不屑去看更多的花样,任那些“新年大贱卖,不顾血本!”“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在凛冽的寒风中抖索。谁都知道,那些招贴贴出之前,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标签上都增加了个“0”;而且,那些招贴的后面,谁知道隐藏着多少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
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行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颤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余新江不经意地回头,只见一辆白色的警备车,飞快地驶过街心,后面紧跟着几辆同样飞驰的流线型轿车。轿车上插着星条旗,涂有显眼的中国字:“美国新闻处”。这些轿车,由全副武装的军警用警备车开路,驶向胜利大厦,去参加市政当局为“盟邦”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余新江冷眼望着一辆辆快速驶过身边的汽车,仿佛从车窗里看见了那些常到兵工厂去的美国人。这时,他忽然发现,最后一辆汽车高翘着的屁股上,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标语:“美国佬滚出中国去!”
“呸!”余新江向那汽车碾过的地方,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然后穿过闹市,继续朝前走。
他沉着地转过几条街,确信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便向大川银行5号宿舍径直走去。这里是邻近市中心的住宅区,路j力栽满树木,十分幽静,新年里街道上也很少行人。他伸手按按电铃,等了不久,黑漆大门缓缓地开了。一个穿藏青色哔叽西服的中年人,披了件大衣出现在门口。见了余新江,微微点头,让进去。关门以前,又习惯地望了望街头的动静。看得出来,这是个在复杂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寒气,整个房间暖融融的。这地方,不如工人简陋的棚户那样,叫余新江感到舒畅自由,但他也没有过多的反感。斗争是复杂的,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必须保护组织和自己,工作的需要,寓所的主人甫志高当然可以用这种生活方式来做掩护。余新江走向靠近窗口的一张半新的沙发,同时告诉主人说:
“老许叫我来找你。”
“是啊,昨晚上看见对岸工厂区起了火,我就在想……”甫志高挂好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