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万历十五年

《中国哲学史(全2册) 典藏版》
1、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本书是冯友兰于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汇通古今，融贯中西，以现代眼光重构中国哲学。得到了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2、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图书，是一般大众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等不可错过的高品质读物。 3、多所世界知名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通用教材，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 4、当前市面《中国哲学史》多个版本，本次出版以通行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底本，相互参校《三松堂全集》本（《三松堂全集全》15册，是目前收录冯先生著作全面的版本，由其女婿蔡仲德倾心主编。）邀请专家审稿，尽量精准反应冯先生作品原貌。5、超值附录《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史》60余万字，小史不足6万字，满足迅速了解“极简中国哲学”的读者的需求。 6、上下两册精装、函套包装，设计精美、典雅大气，烫金工艺，封面特种皱纹纸，柔软耐折。内文73微涂纸，自然环保不反光。 7、小开本，32开本，精巧轻灵，厚重的学术尽量轻便，便于读者阅读、携带。 8、附录陈寅恪、金岳霖的审查报告三篇，体现学界审定情况。 9、冯友兰之女宗璞推荐版本。

《万历十五年》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非常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黄仁宇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万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创造历史的机缘。
《中国哲学史(全2册) 典藏版》
本书是冯友兰于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1931年、1934年分别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该书以“释古”的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得到了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冯友兰北大哲学系毕业，又赴美师从杜威。他站在中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用西方的哲学概念、系统地运用新方法来重构中国哲学：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上下两编，从孔子到康有为，架构起中国两千多年来清晰的中国哲学发展脉络，把中国几千年来伟大的思想一一展现于世。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中国哲学史(全2册) 典藏版》
冯友兰（1895—1990）中国当代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杜威。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中国哲学史里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也是我国20世纪极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声誉的哲人，被誉为“现代新儒家”。其成就可归为一句话：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英文）《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冯友兰几乎历经中国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无人可代。

《万历十五年》
《中国哲学史(全2册) 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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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问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j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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