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与帝国

工业革命可谓人类历目前少见的一场巨变，它初期仅与一国即英国的历史相重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描述并解释了英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崛起之路、其暂时靠前优势的无奈流失、其与世界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特殊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在这部行云流水的作品中，史学大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深入探索了英国很近250年的现代化历程，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作了独到的重新解释。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17年生于亚历山大，曾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和剑桥求学，是英国学会及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会员，被多个国家的大学授予名誉学位。他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此后他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工作。其著作甚丰，主要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特别的年代》、《原始的反抗》、《盗匪》等书。
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靠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新华出版社2014年修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所撰各类学术文章广见于靠前外报刊；译有《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国富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维特伯爵：俄国现代化之父》、《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等作品；主编“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商务印书馆）、“外国经济战略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

导读 工业革命与不列颠新帝国的兴衰 任剑涛
译序 准确把握英国现代化的特点 梅俊杰
原序
导言
第一章 1750年的英国
第二章 工业革命的起源
第三章 工业革命，1780―1840年
第四章 工业革命的人文结果，1750―1850年
第五章 农业，1750―1850年
第六章 工业化的第二阶段，1840―1895年
第七章 世界经济中的英国
第八章 生活水准，1850―1914年
第九章 衰落的开始
第十章 土地，1850―1960年
第十一章 两次大战之间
第十二章 政府与经济
第十三章 长期繁荣
第十四章 1914年以来的社会
第十五章 英国其他地区
第十六章 趋于严峻的经济气候
结论
后续阅读
索引

译序：准确把握英国现代化的特点
梅俊杰

最早接触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所著《工业与帝国》，还是在留学英国的时候，有一天在泰晤士河边散步，偶然从地摊上买到了这本书。此后不时翻阅史学大家写就的这一通俗册子，总能得到有关大英帝国兴衰荣辱的某种启发。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此书自1968年初版以来持续畅销、年年加印，直至推出如今的新世纪定本，确实其来有自。
关于英国的现代化历程，前些年国内议论已多，特别是伴随公众对中国崛起的期盼，这一议题还曾引发学界以外的广泛兴趣。然而，一时热议未必意味着问题得到了澄清，围绕英国的现代发展问题仍可见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陈言旧说，译者本人就作过若干辨识。 要准确把握英国现代化的规律特点及经验教训，显然有待于更多地了解相关史实，而这本已经英国读者长期检验的经典史册至少是一本很好的门径读物，书中就以下问题发表的见解尤可匡济我等之不逮。
关于工业革命的起源
国内学界在探究英国工业革命时，倾向于聚焦有限的几个因素进行解释。与此不同，霍布斯鲍姆却翻检了历史演变中的诸多因素，从而全面分析了支撑英国率先工业化的适宜条件。除有利的气候、地理、资源这些自然因素外，他强调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与社会原已实现了商品化，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统一市场；农村生活已超越糊口水平，乡村初始工业呈自发蔓延之势；人们善于采用发明创造，而工业化的技术要求其时又相对简单；土地所有权较为集中，传统地主阶级与工商利益关系密切；国家拥有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开辟了至关重要的海外市场；工业利益能左右决策，争取到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王权从属于崇尚实利的议会，由此构建了稳定理性的制度框架；贵族已经资产阶级化，社会财富能投向生产性及交通类领域；人口开始大幅增长，加上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国内消费市场稳步扩大；世俗化方面进步明显，整个社会相当地自由宽容；等等。霍氏强调，所有上述要素彼此关联、相互促进，在工业革命前至少积累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基础；大而言之，对工业发展意义重大的因素主要是国内市场、对外出口、政府扶持这三个方面。鉴于具备如此良好且配套的综合条件，霍氏相信，“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工业革命作好了充分准备”（原书第11页，见本书边码，下同）。透视世界历史可知，工业革命导致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工业主义随之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汇成现代化浪潮，但由领先者英国的历史看，工业革命本身先由全方位的现代变迁所促成。
关于外部因素的作用
正如以上的多因素探讨所示，霍布斯鲍姆充分重视工业化在英国的内在动力，但这是否就等同于国内某些学者所秉持的“内源”说呢？未必如此。霍氏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英国的工业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而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自发谋利机制，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让当时唯利是图的私人企业家决定大举增加投入并由此引发工业革命呢？在此霍氏特别强调了外部市场的决定作用，毕竟国内市场据信只能创造相对有限的“自然”成长率。他认为，正是活跃的海外贸易给英国及整个欧洲带来了新原料、新消费品、新市场、新贸易伙伴、新盈利空间，一句话，外部的新需求激发了额外的、突破性的投资与生产扩张。事实上，最终触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纯粹得自于一场成功的进口替代运动，无论是其原料还是所要仿效的产品最初都来自海外，以后阶段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海外。故此，霍氏断言：“我们的工业经济从我们的商业中成长起来，尤其是从我们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如果没有那股国际商业特别是殖民地商业潮流，工业革命便无法得到解释”（第32、35页）。至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发展，更与整个世界经济密切相连，日益庞大的国际贸易流、收支流、投资流、移民流等等锻造了帝国的国际支配地位，“英国是作为全球经济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发展壮大的”（第xviii页）。因此，如果说内部因素构成了英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基本动力的话，则外部因素提供了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加速度，霍氏形象地称之为“点火的火苗”（第26页）。既然如此，外因的关键作用自不能低估。
关于所谓的放任自流
时常能听到一种观点，谓英国作为世界现代化的原型，堪称放任自流中走向成功的典范。稽之事实，此论乃大谬不然，霍布斯鲍姆明确指出，政府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第20页）他断定，既然英国借征服海外市场而赢得发展的突破，那就“不仅需要有一个能够开发利用这些市场的经济，而且需要一个愿意为了英国制造商的利益而发动战争或进行殖民的政府”（第27页）。其实，英国历史上最接近放任自流的时候仅有19世纪中期（1873年前）这一短暂片段，大致与普遍实行自由贸易的短暂片段相重合。而之前和之后的长期历史中，英国执行的都是积极有为的干预政策，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其源远流长的重商主义传统。即使有人曾以为资本主义是个自我调节的体系，他们也同时相信，需要为该体系的运作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18世纪末英国最早推行有关社会保障的“斯宾汉姆兰制度”便是一个明证。真要说19世纪中期某种放任自流一度流行（如政府退出直接生产领域），那也是因为此前的政府干预早已打下足够的基础，特别是因为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此时已拥有无可挑战的竞争力，霍氏即深知，“只有如此幸运的工业强国才敢于放任自流，才会不相信逻辑和计划”（第18页）。也因为这层关系，一旦英国到1870年代不再享有工业垄断优势，所谓的放任自流便随即退出历史舞台。自此往后，英国政府进一步介入福利与工商活动，在萧条和战争期间更是大举国有化，直到1980年代方才发生转向。所有这些提醒我们，在政府干预问题上，不宜用英国史上的例外片段去以偏概全乃至面壁虚构所谓的“历史经验”。
关于现代化断裂的风险
同样不实的一种历史观以为，英国的现代化是某种有机成长的循序渐进过程，不存在落后国现代化中寻常可见的断裂风险，可惜这也不符合史实。英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固然比后来者更显水到渠成、更似从容不迫，或许也拥有更多消化矛盾的时间，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揭示，“革命的风险在英国同样奇高无比”（第xv页）。单以19世纪上半叶为例，由于劳工生活十分困顿、社会制度破旧而未及立新，英国就曾历经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尤其在1830年代及1840年代初，“无比严峻的危机”令劳工革命一触即发，勒德分子、工会成员、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民主斗士及宪章运动家“飓风般接连横扫英国”，大有终结工业资本主义之势（第51页）。应当指出，正视英国现代化几乎断裂的意义在于，可以更有意识地关注英国为消解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和平过渡措施。透过现象看本质，务实的英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墨守成规，更没有仅实行经济变革而不及其余。工业化启动后，英国在1780年代、1820和1830年代、1867—1874年开展过“三个回合的政治与行政大扫除”（第209页）。19世纪中，继1830、1832年立法改革之后，1867年改革法推进了政治变革，随后在1884—1885、1898、1928年民主化又次第扩大，此外还有1833、1847年立法缩短劳动工时、1875年废止不公正雇工条例，以及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城市环境等各类改良举措。如果说“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发动荡”诚至理名言，那么率先现代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对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来说，英国如何逐步化解工业化转型中的深刻矛盾，如何设法消除现代化进程的断裂风险，自然是一个值得细察的永恒案例。
关于帝国体系的经营
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用心经营帝国体系，这种行为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名之，它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据霍布斯鲍姆分析，在英国作为工业化领先者的独特性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英国很早就建立了与欠发达世界的密切联系，并致力于营造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盈利体系；无论是“无形帝国”还是“有形帝国”，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了一种“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工业化区域对原材料产地、国际大都市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不对称互补关系。当英国的工业实力天下无敌时，世界经济就曾发展出一个基本上全由英国控制的国际自由流通体系，大量欠发达经济体尤其被纳入英国的边缘轨道，其对英国的依赖也不断加重。然而，霍氏进而指出，这样的帝国体系也埋下了帝国衰落的种子。当遭遇后起经济体的强大挑战时，英国总因为仰仗帝国体系而有路可退：一是“退回到由正式与非正式殖民地所构成的卫星世界”，或干脆说“退回到我们对欠发达地区的垄断中”；二是“退回到我们作为世界贸易、航运及金融交易的枢纽这一中介功能中”。（第169、xii页）如此一来，外部的严峻挑战被缓冲了，国内的安逸状态尚维持着，甚至金融等服务收益还增长了，但长远的工业竞争力却因缺乏必要的转型和升级而日益削弱。因此，称英国兴也帝国体系，衰也帝国体系，似不无道理。以此观之，19世纪末以“势力范围”为形式的有形帝国争夺及再后的“帝国特惠制”等等，恰恰折射出大英帝国的不断衰落而不是持续强盛。这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关于相对衰落的原因
当拿破仑战争于1815年结束时，英国已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垄断优势，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强盛如日中天。此时，工业革命的早期危机已得到克服，工业化的世界性扩散带来了无限商机，而欧美的追赶者尚不足以构成有力挑战。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起大范围铺开国际自由贸易、1863年实行金本位，这些既是英国赢得世界霸位的结果，也是英国确立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象征。然而，不受挑战的霸权并未持久，经过1873—1896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和德国便后来居上。人们惯于将英国的相对衰落归咎于英国社会的保守、企业精神的萎靡。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问题偏偏出在曾经让英国率先崛起的那些特殊条件上。在英国独领风骚的工业革命第一阶段（1780—1840年），那些技术手段和企业结构都相对简单，无论它们过去多么先进和有效，到国际竞争趋于激烈的工业革命第二阶段（1840—1895年），却已日益成为“过时的遗产”；另一方面，在结构分散的私有制下，要从旧经营方式向新经营方式转变又谈何容易，特别是当旧方式尚未走到盈利尽头时，现代化改造更是难以毅然决然地推行；何况一段时间里，英国正好凭借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资本货物还能坐收领先者的红利，此外，金融服务等无形贸易一直能够有效地补足工业竞争力衰退留下的空缺。在此背景下，英国似乎越来越在积累某种“先发劣势”，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性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依靠对手的进步而过日子”。（第170页）这样的解释不仅更有说服力，而且也对现代化中任何阶段、任何领域的（暂时）领先者都发出了一个警告。
霍布斯鲍姆书中的内容自然远不止以上数项，我不过从自身视角作了重点解读，而此处未及的其他问题，如土地制度与农业经营、教育科技与产业升级、金融发展的利弊得失、国内消费的恰当角色，也同样是观察英国现代化历程的重要侧面。凡此种种，无不事关英国的历史变迁与当今处境，无疑也关乎现代化后来者的政策抉择。正因如此，借助史家智慧就这些问题获得切实可靠的经验教训，便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当然，霍氏的论述绝非不容置疑的定论或公论，书中所言也偶有可商之处。举其大者，尽管他充分意识到，英国甚至在工业革命前就至少是“欧洲经济”那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但在具体论述中他还是过多强调了英国“举世无双”的率先性和独特性，过多强调了英国无法从外部获得经验、技术、资本、制度等等这一方面，乃至断言“基本上（也许完全）不能援用外部因素”去解释工业革命（第13页）。且不论这一观点与书中其他表述自相矛盾，其最大问题在于不符合历史实情，这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可资证明。 诚然，霍氏本英国史的重点放在1750年之后，故而，略去此前英国向其他国家借鉴甚多那另一方面，似在情理之中，可是以我之期待，相关的论述尚可更加周详些。为避免中国语境中可能的继续误读，这里不妨白璧指瑕，兴许还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霍布斯鲍姆的众多著作中，译介到中国来的概已超过十种，就此而论，本书的中文版诚该更早推出。很荣幸应中央编译出版社侯天宝先生之约，我有机会翻译自己看重的这一名家名作，得以亲手补上有关空白。相信这部作品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英国现代化历程的认识，进而给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带来有益的启迪。

    梅俊杰
2015年6月20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