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

本书认为有关20世纪贵州文学史的研究，应特别注重作家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感受方式、提炼方式与表现方式。在发现、指出特殊性的同时，不能忽略贵州作家与主流文学的对话关系，尤其是贵州作家以自己的特点融入主流文学宏大叙事的渠道与方式。以此为原则，本书将清末民初至21世纪初的贵州作家断为四代，围绕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分析每一代作家贵州作家的特点，即他们如何以对地域文化的独特的精神体验，去迎接时代大潮冲击，去呼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如何能够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

杜国景，男，汉族，贵州省黎平县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曾任贵州民族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第四批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带头人，曾获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社科基金多项，论文、专著多次获省部级奖，并被靠前重要报刊转载。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从贵州官话方言的阙如说起 1
一、不能以言识地、以言识人的贵州 2
二、“中心”的残缺与功能的变迁 4
三、移民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9
四、贵州官话方言的当代动向 12
第二节 历史上的贵州作家与地域发现 15
一、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15
二、明清两朝的“薄积厚发” 20
三、明清诗文创作的地域发现 25
第三节 二十世纪贵州作家断代的理论与方法 30
一、作家断代与文学的年龄 32
二、二十世纪贵州作家的四个断代 36
三、作家与地域文化 40
第二章 民国视野与贵州作家 48
第一节 向现代转型的传统文人 51
一、蹇念益与清末民初贵州学子的最初觉醒 53
二、姚华与陈夔龙代表两种不同的类型 57
第二节 社团、集团与贵州作家 62
一、留学潮中的结社与周昌寿、文元模、马宗荣、杨敬慈、张梦麟 64
二、文学研究会中的谢六逸、蹇先艾、李君毅、顾彭年 76
三、其他社团或文人圈中的刘薰宇、杨藻章、孙尧姑、卢葆华 87
四、与新文学两次相遇的贵州歌谣 93
第三节 政治文化的对抗与作家的分途 107
一、分化中的寿生、谢六逸、蹇先艾与《新黔》杂志 107
二、左翼、抗日战争时的贵州与段雪笙、陈沂、刘雪苇、萧之亮、陈靖、思基、张毕来、林辰、冰波 115
三、张道藩与国民党系统中的其他贵州作家 140
第三章 “一体化”与作家地域文化身份的彰显 153
第一节 跨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一代贵州作家 155
一、蹇先艾与从国统区走来的其他作家 155
二、披着战争硝烟落籍的邢立斌、田兵、涂尘野、钟华、俞百巍、微山 166
第二节 一代新人的成长 168
一、新时代的贵州与胡学文、韦翰的小说 168
二、石果、廖公弦与黔北地域文学的新开掘 172
三、从部队成长起来的张克、傅泽、王蔚桦 174
四、贵州文学界的新气象 177
第三节 国家区域政治与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 180
一、走进新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180
二、伍略、潘俊龄、龙志毅、苏晓星、熊正国 184
三、天柱侗族作家群：张作为、滕树嵩、谭良洲、刘荣敏、袁仁琮 189
第四章 “重返八十年代”的贵州文坛 196
第一节 被“引爆”的“外省”诗歌197
一、轰动北京的贵州诗人 198
二、“外省”之不当及相关评价问题 203
第二节 第三代的正式出场 209
一、《文艺报》记者的贵州之行 209
二、第三代脱颖而出的几种方式 213
第三节 历史拐点中的锐进与坚守 216
一、李发模的诗与叶辛的小说 216
二、何士光的蛰伏与崛起 220
第四节 聚讼纷纭的贵州作家 227
一、凋落的《黑玫瑰》 228
二、围绕张永龙、曹雨煤作品的争论 230
三、唐亚平：女性诗歌的先声 234
第五节 仡佬族作家群的启示 238
一、第一代仡佬族作家的历史性与民族性 238
二、第一代仡佬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性特点与当代追求 244
三、赵剑平、戴绍康的小说 250
第五章 跨越世纪的贵州作家 257
第一节 九十年代的三代同堂 257
一、社会转型与文学的演进 257
二、第二代：石果、袁仁琮、龙志毅、苏晓星、伍略 262
三、第三代：何士光、王剑、李宽定、顾汶光、徐成淼、戴明贤、余未人、雨煤 266
四、第四代的整体出场 274
第二节 第四代整体观 278
一、行走的跫音与斜线 278
二、诗歌、散文综论 284
三、长篇小说竞写潮的贵州响应292
第三节 小说的几种价值形态 300
一、欧阳黔森的英雄叙事与冉正万的远山情怀 300
二、王华、肖勤小说的女性视角与修辞 312
三、肖江虹、曹永的底层、地域与民族记忆 320
四、谢挺、戴冰、梦亦非的文本试验 327
结语 332
参考文献334
后记 337

    靠前章 导论
    靠前节 从贵州官话方言的阙如说起
    方言俗称地方话，一般都要经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才能形成，因此它总反映着特定地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面貌。对文学创作而言，方言的作用与影响无法回避。当代中国的不少作家，至今仍在努力地吸收方言土语来写作，比如王蒙、王朔、刘恒、陈建功的北京方言，冯骥才的天津方言，张炜、莫言、尤凤伟、刘玉堂的山东方言，贾平凹、陈忠实的陕西方言，韩东等“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南京方言，阎连科、李佩甫、乔叶的河南方言，铁凝的河北方言，韩少功、彭建明、何顿、何立伟的湖南方言，方方、池莉、刘醒龙、姜天民、熊召政的湖北方言。上海、广东、福建作家的写作表面上受方言影响不大，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方言的依赖，必然会渗透到思维和想象中。
    贵州官话方言比较特别，在它的后面，是与地域民族相联系的特殊历史与文化，历代贵州作家的成长都离不开这样的背景。在中国，地域文化千差万别，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而互相排斥、互相看不起。地域歧视在中国由来已久。先秦寓言中即有许多嘲笑宋人、郑人愚蠢的“段子”，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郑人买履等，可见，古时的宋国、郑国（即今天的河南）远在先秦就是列国嘲笑的对象。贵州也曾被地域文化优越感强的人视为异类，也有许多关于贵州人贫穷，贵州地方如何偏僻的谚语、成语和段子，如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黔驴技穷等。为什么会这样？这就需要对贵州的地域文化个性有所说道，而方言就是很好的入口。
    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在此之前，“贵州省”无从谈起。有关“贵州”的地理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历史，均掩覆在鬼方、牂牁、夜郎、西南夷、黔中郡、湖广等诸端面相中，且多为零星的、负面的、阴郁的记载。成为独立的行省之后，贵州在明朝的行政地理格局中有了正式名分，虽然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于其他省区，但总体是在踽踽向前的。如果说贵州作家整体实力长期滞后于其他地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从方言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亦将有益于我们认识贵州这片土地。
    一、不能以言识地、以言识人的贵州
    官话是汉语标准语或普通话的旧称。贵州官话方言属汉语八大方言中的北方方言。但这只是大的分类，在北方方言之下，还可分出中原官话、东北官话、西北官话、晋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往下分，又是更次一级的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中心的官话方言，如四川话、重庆话、广西话。
    省区一级的官话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标志或名片。它在内部众多分歧中具有某种一致性，在外部则有较大的可识别性。内部分歧越小，外部的可识别性越大；内部分歧越大，外部可识别性越小。在我国，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这样的标志或名片，一开口就能识别出他是哪里人。贵州官话方言之特殊，主要就在它的内部分歧较大，外部可识别性很小，很难凭方言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在贵州，虽可分辨出省会贵阳及各地、州、市、县方言土语的差别，但这些方言土语分歧极大，缺少某种一致性，不仅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贵州官话方言，而且受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贵州不少地方的汉语方言还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语音，“夹苗夹侗”现象十分突出。与其说贵州官话方言是一种同中有异但都带有贵州地域文化共性的地方话，还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更接近各自周边相邻省份的方言，贵州话往往被外省人当作四川话、湖南话、云南话、广西话，总之不是贵州话。对贵州来说，要“以言识地”或“以言识人”并不容易。这种现象，在全国似不多见。别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因为语音“有自然形成的认可的一个或几个代表点，虽然不一定叫标准语，在方言区的社会交际活动中却有较高的威望”①，因而能够成为这个区域的官话方言，所谓“以言识地、以言识人”指的就是这种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区域性官话方言的可识别性。
    关于区域性官话方言，袁家骅、周振鹤、游汝杰、李宇明诸家有过不少论述，称其为“很好不错基础方言”或“很好不错方言”。袁家骅认为，语言的整化和统一必然以一个有很好不错的方言或语言为基础，“所谓有很好不错的方言或语言，是指使用者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高于其他的部落或部族，特别是这个方言或语言已经建立了丰富的文学传统”①。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辟有专门章节讨论“很好不错方言和政区中心变易的关系”。而对此，李宇明说得更深透，他认为，“很好不错方言通常具有双重性：作为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很好不错方言，常常既是很好不错的地域方言，又是很好不错的社会方言”②。
    贵州官话方言指的既是这种比西南官话低一等，又具有双重很好不错性的省级次方言，不过从地域通用语的角度而言，它的内部缺少一致性。《贵州省志 汉语方言志》将贵州汉语次方言划分为川黔、黔东南、黔南三片，其中很大一片也称川黔方言，其分布面积占该省一半以上。③这种区分，在命名上就已将贵州和四川紧紧联结在一起了。四川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是巴蜀腹地，贵州开发则相对较晚，因此，川黔方言不大可能成为贵州官话方言，而更可能被看成是四川话的势力范围。李蓝在对西南官话的内部分歧进行二次区分时，首先归纳出西南官话的八种声调类型，他发现：黔东南方言不属靠前种声调类型，而是被以武汉、汉寿为代表的第五种声调类型覆盖，“这种类型东起武汉，经湖南向西一直延伸到贵州的黔东南地区”，可称为“湖广型西南官话”；黔南方言，李蓝则将它归入西南官话的“桂柳片”，理由是这种声调类型“在地域分布上以广西桂林为中心，东起湘南，西至黔南，横跨湘黔桂三省。历目前，桂林一直是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周边方言的影响很好大，湘南和黔南在历目前一直受桂林影响”。④
    李蓝的分析是综合语音差异、人文历史、地理分布三方面因素来考虑的，贵州汉语方言分别属于不同的方言片区的结论，自然能够经得起推敲。贵州至今缺少一张官话方言名片的事实，也为李蓝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但是，李蓝所采用的主要还是语言本体的方法，人文、历史各方面只是一种背景性的参考因素，并无更细致的展开。而有些问题单靠语言学的方法，乎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人口、地理、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人文地理（包括历史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与方言地理的关系。周振鹤和游汝杰曾经从现代方言区划与历史政区地理、很好不错方言与政区中心变易、方言地理与交通地理、城市地理、商业地理的关系等方面，尝试用历史地理学的知识，解决语言学自身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他们提出，汉语方言及其文化问题与西方不同，因此有必要为汉语方言学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以“同言线”为基础划分地域方言的方法，这就是“历史地理分析法”①。周振鹤、游汝杰认为，中国现行的省—地（州）—县三级政区制度由来已久，长达两千余年，长期稳定，管理有效，汉语方言区划与历史行政区划的关系因此特别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府（二级行政区）为单位，内部有较大的一致性。这样的例子差不多每一个省都有。二是方言区划和历史行政区划在许多地方事实上是重合的”②。
    周振鹤和游汝杰的方法对理解贵州官话的阙如有所启示，但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贵州为什么没有形成独具个性的官话方言？为何四川、湖南、云南、广西等周边省区的官话方言均能以言识人、以言识地，而唯贵州不能？对此，通常的思路是联系行政区划建置的历史来分析，认为贵州建省太晚，迄今为止不过区区六百多年，而且还是从其他行省析地建置，所以官话方言难以形成。
    这种分析看似有道理，但其实不对。湖南独立建省就比贵州晚，至今还不到四百年，但湖南不仅有自己的官话方言，而且还堪称强势。重庆是中国很年轻的直辖市，至今不过二十年，但即使是在西南官话的各种次方言中，重庆官话的特征也很明显。这些例子说明，分析一个地区官话方言的形成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行政建置固然重要，别的方面亦不能忽略。贵州官话方言的阙如主要与贵州缺少中心区域，或即使有中心，其功能也不健全有关。另外，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也影响官话方言的形成。
    二、“中心”的残缺与功能的变迁
    省区一级的官话方言之所以能形成，与其说是行政区划的作用，不如说是行政区划内各种中心的功劳，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教育中心等。这些中心，有的可以由中央政府根据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人为设置，有的则是因经济和文化教育发达，或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而自然形成（如商业贸易、水陆码头等）。无论什么中心，都很有可能成为人口聚集的主要动因，并由此带来语言的分化、整合。官话方言的形成主要是整合而不是分化。那些大大小小的中心的基础方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能够集中代表这个地区方言系统的特点，并被一定区域内的各种方言土语所取法、认同、规范，并随之流行扩散开来，成为一种区域性或地方性的共同语、通用语。周振鹤、游汝杰指出：“一般人的语言心理是尽量靠拢这个中心。在这一点上语言心理和时尚心理是一致的，都是倾慕中心城市的。一旦首府变换了或中心城市变换了，那么当地的很好不错土语也势必随之变换。”①李宇明则援引其他学者的观点，论证我国古代语言规范的“雅正”源头，一般为“王都之音”，“因此，中国古代的京都方言，既是很好不错的地域方言，同时也是很好不错的社会方言”。②
    中国的行省制始于元朝。当时只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10 个行省，其政区与今天相关省的辖地出入较大。“所谓江浙者，包含今闽、浙，江西含今赣、粤，湖广含今湘、黔、桂，江北、淮南（引者注：河南行省中的‘路’）含今苏、皖、鄂。”③湖南省的建立与贵州一样，也是析地建置，并且时间比贵州晚，从清康熙三年（1664 年）算起，至今也不过三百五十多年。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单独建省，情况也大致如此，早一点的是在明朝，晚一点则在清朝，而且均为析地建置。可见，要用析地建置或建置的时间早晚来解释贵州为什么缺少官话方言并不全面，更主要的原因，应当是看经济开发的早晚，以及是否形成（何时形成）强大的、各式各样的中心区域。而从这个角度去看，元朝江浙所含之闽、浙，江西所含之赣、粤，湖广所含之湘、桂，以及河南行省属下的江北及淮南所含之苏、皖、鄂，均称得上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丰富，在历目前开发都很好早，不仅大大小小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遍布，而且还通江达海，经济、交通很好发达。这些地区虽然单独建省的时间不长，但其经济文化优势是令贵州望尘莫及的。另外，贵州虽然与湖南、江西等省一样，都是析地建置，但贵州是析入，即从多个省析地组建新政区，其文化来源是输入型，方言也难免有多个来处。而湖南等省是析出，文化影响当然也会随之输出，向弱势地区输出的方言，很难摆脱原有的向心力。这也就是湖南建省虽晚于贵州，但它不仅有自己的官话方言，而且这种方言还堪称强势的道理所在。今天贵州方言的分片，无论用《贵州省志 方言志》的三分法（黔北、黔东南、黔南），黄雪贞的四分法（黔北、黔南、岑江、昆贵），还是刘光亚的六分法（黔北、黔东南、黔西南、黔中、黔南、黔东北），都与原来的行政区划关系十分密切。①这一点在词汇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称肥胖为“厖”（读为mang，阴平，《切韵》“莫江切”，《玉篇》“大也”），把肉煮烂曰“巼”（读为pa，上声），将礼物称为“扎包”等，这些方言均与四川话一致。明嘉靖《思南府志》卷之一言“本府”“蛮獠杂居，言语各异”，且引《太平寰宇记》云：“居郡东南者，若印江，若朗溪，号曰南客，有客语，艰鴃多不可晓。”②这里的“南客”包括来自粤、桂北部地区的移民，世居贵州者要听懂他们的语言很吃力，故有此记载。官话方言形成的规律是向主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靠拢，而贵州即使在建省之后很长时期也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中心。贵州虽有府、州、县的设置，但主要只是出于军事目的，即经略西南尤其是经略云南的需要。明朝王士性《广游志》以“王气”“龙气”论地域、交通，分析了当时条件下贵州的劣势。《广志绎》云：“西南万里滇中，滇自为一国，贵竹（引者注：贵筑）线路，初本为滇之门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③而即使是在建省之后，因军事需要，贵州的组织机构及辖地也是“时建时废，兵至则设立某州某府，兵撤则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