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制度

《生育制度》一书为费孝通社会学经典著作之一，作为一本家庭社会学领域的著作，曾产生广泛影响。关于婚姻的本质、 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沟通、婚姻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特性等等，费老在书中都有精彩论述。这本书对于当下遭遇诸多婚恋与子女抚育压力的现代人来说，尤其具有再读的价值。
《生育制度》（珍藏版）由费老后人直接授权，参照194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保留费老原作风貌；珍藏版添加出版40年费老领衔的反思导读文字，重新发现经典的价值与意义。

贯穿《生育制度》一书的一个观念就是，人类社会必须有一套办法来解决个人有生死与社会持续的矛盾，也即生物的个人与社会的集体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通过个体的新陈代谢来取得集体的长存而统一起来的。只有通过分析这个矛盾，才能理解家庭这一类社会细胞的作用。
这本书对与家庭相关的后代抚育、婚姻关系、家庭结构、代际更替、亲属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对于解决当下的婚姻问题、子女抚育问题等，依然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与价值。

费孝通
江苏吴江人，有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博士师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先生并在其指导下，结合对开玄弓村的调研，完成毕业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是靠前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79年，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
1980年，被靠前应用人类学会授予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
1981年11月，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社会学优选奖项——赫胥黎奖章。
1982年12月，被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1988年，获“不列颠大英百科全书”奖。

导 读
序 言
第一章 种族绵续的保障
生育制度的功能
从性爱到生殖
从生殖到抚育
损己利人的生育
社会完整和新陈代谢

第二章 双系抚育
生理抚育的单系性
两性分工与合作
第三章 婚姻的确立
生物性的父母和社会性的父母
结婚不是件私事

第四章 内婚和外婚
夫妇之间
乱伦的禁律
性和社会

第五章 夫妇的配合
“相敬如宾”
变相的内婚
择偶的自主

第六章 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
三角的稳定
家庭的概念和实体
婚姻是个别的契约

第七章 居处的聚散三角
基本三角的区位
地域团体的基本单位
父居和母居

第八章 父母的权力
弗洛伊德的寓言
社会和个人
严父和慈母
母权之谜
女性的情结

第九章 世代间的隔膜
理想和现实
共生和契洽
“要飞的终于飞了”

第十章 社会性的断乳
家庭的暂时性
三角的团结
温存的留恋
成年仪式

第十一章 社会继替
基本理论的重述
社会容量和人口
继替的亲属原则

第十二章 世代参差
第十三章 单系偏重
第十四章 以多继少
人口的控制
长幼行序
萁豆相煎

第十五章 续绝
养 子
过 继
暂时的改系

第十六章 亲属扩展
亲属的建立
亲属的分类
亲属体系和社会结构
氏 族

    导 读 我的思想之根深埋在中国的文化里
费孝通
一本早年的著作，经过了大约四十年，按原样重版，又翻译成日文出版，这对作者本人来说不免又惊又愧。喜的是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经过这样长久又这样坎坷的岁月，作者竟能及身见到还有海外的读者愿意阅读这本书。可是也必须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作者本人的思想多少已有了些改变。有些方面可能是比较成熟了些，有些方面却没有赶上时代，显得落后了。而且年事已高，锐气未免消失不少，今不如昔。青年人的可爱，也许就在“初生之犊不畏虎”。想当年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还只有三十多岁，满怀抱负，要一探社会的究竟，还立志要写“三部曲”，一是讲人们怎么和怎样在社会体系里共同生活？一是人们怎样通过新陈代谢使社会体系能维持和延续？一是社会体系本身又怎样通过人们的创新而不断变化？这本《生育制度》其实就是我第二部曲的试笔。早年给自己树下的愿望到现在这年纪可以断言是落空了。这倒不能全怪过去的处境坎坷，主要还是阅历多了，明白了天高地厚，个人那么渺小，哪敢再做这样的妄想。近年来重读早年的作品，还常觉赧颜不止。看到要害处，却每见自己逡巡却步，穿不透、突不破，火候未到家也。现在要把这些初出茅庐的作品送到日本学者面前去请教，怎能不发生一种自惭之感呢？
我敢于把旧著重刊，还要翻成外文出版，自有另一种想法。我想，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历史在一定时空的产物，同时也成了当时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会在更大的地域和更长的时间里起着影响其他事物的作用。历史者就是古人每一念及就会怆然而流涕的“天地之悠悠”。著书自非例外。在有文字的时代里，人们总是会用它来反映当时当地一部分人的一些观点。本身是历史产物的观点通过文字发生社会作用，同时也留下历史的脚迹。至于通过哪些人的头脑和手笔进行反映，那是无关宏旨的。文章一离手，实已不属于作者个人。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为它已成为历史长河、社会巨海中的一浪。如此看来，我还有什么权利把反映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年轻人中一些观点的记录，由于曾出于我的手笔而把它掩饰起来呢？
作为一个旧著的作者应当比其他的读者对写成这本旧著时的历史背景和主观条件更为了解，特别是经过了四十年的岁月，应当可以站得远一些，甚至高一些来回溯当年情境。老眼看春水，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有条件和兴致能写成文字，对旧著的其他读者，在体会该书的内容时，或者也可有裨益。这是为什么我答应旧著重刊、翻译外文、并且写序的缘故。
让我先说一说此书写作的经过。话得从稍稍远一些说起。
1938 年暑天，欧战爆发前夕，我校对过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清样，告别伦敦，取道马赛，乘轮返国。那时，亚洲大陆，烽火弥天，故乡沦落，遣送我出国留学的清华大学已迁到昆明，并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我在国事危急之际，从西贡上岸，直奔昆明。在昆明遇到我母校燕京大学的老师吴文藻教授。他事先已为我申请到中英文化基金的研究费，使我在返国不到半个月就能下乡在昆明附近的禄丰县的农村里开始社会调查。在这基础上，取得燕京大学的资助，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学研究室。
1943 年我应邀去美国讲学，利用这一年时间，把研究室同仁们的调查成果翻译成Earthbound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两书。1944 年返国后我开始在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担任教课。我开了两门课程：一是家庭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战时后方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一个教授的工资养不活结了婚又生了孩子的小家庭。我不得不以写稿补给。我在大学的教室里讲完一堂课，回来就把讲稿整理成文，卖给报馆和杂志社去发表。这种处境养成了我喜写短文的习惯，也在当时赢得了多产作家的名声。
1946 年暑季，西南联大决定分别迁回原址，清华将回北平，即今北京。我贪恋四季如春的昆明气候，打算用这假期，在北上前把这几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分题整理成几本文集：有关农村社会的讲稿编成《乡土中国》，有关家庭问题的编成《生育制度》。没有料到，这本《生育制度》却遭到难产。该书刚编成一半，当时已统治了昆明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这些被称为“民主教授”的人物，加强了横暴的迫害。闻一多先生首当其冲，光天化日之下被特务枪杀于大学宿舍的街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恐怖日子，我终于带妻携女逃出昆明。这消息传到了伦敦的朋友，他们多方设法邀请我去英国“换换空气”。我回到故乡，住在江苏省浒墅关我姊姊为我借得的一所房子里，等待朋友们为我张罗出国手续。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这本《生育制度》的编写工作。
这本书不仅难产而且境遇也是够寒峭的。1946 年秋季我把稿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之后，就上飞机去伦敦了。像一个弃儿一般，我已无法照顾它了，既未校阅清样，很后润色，又逢战事不息，素以印书质量有名的这个书店，在烽火乱局中的出品竟致纰缪屡见。我收到这书初版样本后不久，全国解放了。这书流传为数极为有限。社会学这门学科在大学里从1952 年起就中断了，到1979 年才得到恢复。这本书淹没无闻者三十年，有些图书馆甚至因为作者的关系1957 年后把该书打入了冷宫。社会学得到恢复后，我才从墙角的书堆里捡出这本久已被遗忘的旧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学丛书》向我约稿，我就以此旧著搪塞。承蒙他们不弃，1981 年重刊出版，1983 年又二次印刷。
此书的运命似乎已有转机。贯穿我这本《生育制度》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社会必须有一套办法来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持续的矛盾，也就是生物的个人和社会的集体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通过个体的新陈代谢来取得集体的常存而统一起来的。社会体系中个体的新陈代谢包含着社会成员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单纯依靠生物机能来完成，而还必须有社会性的抚育工作。任何集体必须有一整套由历史积累下来的由社会来完成这过程的办法，就是我所说的生育制度。我是在分析这个过程中看到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只有通过分析这个基本矛盾，才能理解家庭这一类社会细胞的作用。
我从本质上分析这个过程，不能不触及自然发展中从生物到社会的飞跃，从而把只从现象发生前后所看到的“性爱—结婚—成家—生育”的程序颠倒过来。为了集体需要的新陈代谢，社会必须再生产新的成员，社会新成员的再生产必须经过生物性的生殖和社会性的抚育；新成员能否出生必须得社会的批准，社会成员的培养更需要社会的抚育，于是出现“家”，要使男女成家，必须经过社会规定的结婚手续，并服从社会规定的两性关系。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观点，正是传统认识的倒叙。
上面所说的传统认识很可能产生于西方社会，那是因为在现代的西方社会里个人间的契约常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础。本书中提出“婚姻不是件私事”，显然不易为现代的西方人士所接受。实际上从来没有把婚姻真正认为是男女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东方人士，至少我们中间的汉族，却也会从现象发生的次序而把我所提出的本质上的程序看成是奇谈怪论，至少也会感到有点标新立异。好意的评论者也注意到这个次序而为我辩解。其实，究竟谁是倒叙，牵涉到的不是这些细节，而是根本性的差异，不同文化的不同社会观。
由于我是从中国文化中长成的，经管受到过相当多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根本上却并没有离开中国文化的社会观；个人不过是世代之间的一个链环，俗语说“传宗接代”就是不把个人摆在社会之前，不把个人和社会对立的观点。用哲学的术语来说，任何社会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没有人当然就没有社会；社会是为组成它的众多个人服务的，社会如果不能使人们生活下去，它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依据。但是众多的个人一旦形成共同生活的集体，就产生了一个凌驾于个人，控制着个人的实体，这就是社会。社会是人创造的，但它又反过来塑造了一个个人的生活方式，要得到生活的人也就离不开它。所以自从人既是动物而又不是动物时起，也就是大自然从生物界飞跃而发展出社会界时，社会已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不断新陈代谢的久长和稳固的实体。这不可能出于集体中众多个人之间的契约结合。
必须承认，在西方学者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学者中，也有采取这种社会观的，因之，也有些西方的朋友用西方的学术派别来分析我的思想。无疑，很多是极中肯的，也符合我的学习经历。但是我反复自我解剖，却倾向于认为我这套根本的社会观，与其说得之于西方学者，倒不如说是来自早年滋养我成长的中国泥土，我的思想之根深深地埋在中国的文化里。
我这种社会观并不是我的创造，它存在于亿万中国人的心头，他们不一定能用语言来说，但是他们却用行动在实践。凡是碰到不符合这种社会观的事，他们就会感到别扭，感情上过不去。我在香港讲的那篇“老年赡养问题”里，就用“前有祖宗、后有子孙”的社会观来指出中国家庭结构的特点，也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区别所在。
中国人很少会欣赏困守空巢的老人。只要具体条件允许，绝大多数的子女总是会和年老的父母同居在一起，甘心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这是社会舆论所支持的美德。值得我们注意的，不论在农村或是城市，目前的趋势不仅所谓核心家庭的比例在增加，而同时已婚而且已有了孩子的子女和父母同居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核心家庭的情况，不是父母已故，就是两地分隔，或是父母已与其他子女同居。空巢型的老年夫妇，除了由于已无子女可靠者外，是很个别的，不常见的。
这里我不想再追问中国人的这种社会观的根源，只想说我这个人就是在具有这种社会观的中国文化中长成的。我并不想预言这种社会观什么时候才会改变，或者估计现在的中国人中有多少已经改变，反正文化是不会固定不变的。值得指出的是，我这本书其实就是这段时期中国历史条件下包括我在内的这一部分人所有观点的反映。旁观者清，从另一个文化中长成的人，也许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这本书而得出其他的体会，甚至更正确地认识到我要在这本书里反映的实际。这也是我愿这本书能译成日文并得以向日本读者请教的原因。
1984 年7 月12 日

序 言 派与汇
一 代序的话
对于孝通的作品，借了作序之名，我又取得一次先睹为快的机会。这是孝通六七年来在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大学开授的一个学程，就叫做“生育制度”。其实所论的不止是生育，凡属因种族绵延的需要而引伸或孝通所称“派生”出来的一切足以满足此基本需要、卫护此重大功能的事物，都讨论到了。它实在是一门“家庭制度”，不过以生育制度为名，特别从孝通所讲求的学派的立场来看，确更有点睛一笔之妙。这也是他关于此学程的全部讲稿，历年以来，不断地补充修正，才告完成；只有最后的一两章是最近补写的，因为刚从西南避地归来，旅途困顿，行止不常，又值天气闷热，与西南的大相悬殊，文思汗汁，同其挥洒，极感不能畅所欲言的苦痛，孝通自己颇有因此而将全稿搁置的意思，后来还是经我的劝告，才决定姑先付印。人生几见玉无瑕，何况瑕之所在是很有几分主观的呢？又何况此瑕不比彼瑕，前途是尽有补正的机会的呢？
将近二十年前，我对于家庭问题也曾写过一本书稿，自此迄今，也曾不断地有所论列。我们先后的尝试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从生育的功能出发。不过有一点是很不同的，我所注意的是问题，不是制度本身；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我的用意是在提供一些改革的意见与方案，属于下文所谓社会理想的一路；我的眼光是直截了当的优生学的，属于下文所叙到的生物学派。孝通的则不然。他所注意的是制度本身，用意是在就种族绵延的起点和制度完成的终点之间那一大段社会的与教化的文章，加以推敲分析；他的目的是在研究；他的尝试是学术性的，而属于下文所称社会思想的一路；他的眼光则属于下文将略有说明的所谓功能学派，是社会学派或文化学派的一个。好比造房子，孝通所关心的是，从居住的需要开始，到建筑的完成为止，一面要看房子是怎样构造起的，一面也招呼到和居住直接间接有关的种种需要，和此类需要的未尝不因房子的构成而获得满足；我的却仅仅表示了一个有好房子住的希望，提出了一个好房子的图样来，究属好不好，也还是另一问题。两者相较，无疑的他的尝试要比我的更为基本，更为脚踏实地。也无疑的，他这一番工作应该先做，我的则失诸过早。
我对于功能学派一向没有深究过，近年和孝通不时接触，始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认识是不是已够清楚，下文所作一部分的交代是不是已够明白，还希望孝通和其他同学派的朋友指点出来。我对于这比较新颖的学派是相当地欣赏的，倒不是因为它新颖，乃是因为它于推陈出新之中能比较的综合，比其他社会学派或文化学派为更有题目中所用的汇字的意趣，下文亦将有说明。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孝通和其他用功能论的眼光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朋友们要注意提防，就是下文所论的一般的“我执”心理，特别是此种心理所养成的“一切我自家来”的倾向。功能论既已很有汇的趣味，洵如下文所论，它所称自家之家，门户自不致太狭，派头自不致太小，事实上它和别人所已发生的“通家之好”已经是很显著；但大门墙可以出小气派，表面的通好可能是实际的敷衍，还是不能不提防的。例如即就孝通所论列的生育制度而言，功能论者是充分地承认到所谓种族绵延的生物需要的，这表示和生物学已经有了通家之好，但舍此而外，一切构成生育制度的材料与力量，一切其他的条件，好像全是社会自家的了，文化自家的了。这是事实么？我以为不是。鸟类构巢，蜂蚁之类造窝，若论居住的基本需要，它们是和人类一般无二，即同是天赋的要求，是生物学的；但鸟类蜂蚁没有文化，所恃的全属于心理学所称的本能，即一种生物的自然倾向，何独一到人类，全部的居住制度或任何满足一种基本需要的制度，便除了基本需要的最起码的一点而外，都算作社会与文化之赐而
和自然的倾向完全绝缘了呢？鸟类蜂蚁是完全本能的，人类则除了起码的一点而外，全是文化的，在事理上总有一些讲不大通。我看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家来”的身上，能自家来总是自家来，能不仰仗别人就不仰仗别人，如果把这种精神用在一个人的自尊与独立的发展上，用在教育事业里，原是极好的，但若用在学术的领域里，我们所能得到的，充其极，可能是表面上很完整、内部也很玲珑精致的一大个归根是演绎逻辑的结构，而和现象的比较通体的解释或洞澈的认识不大相干。这就陷进一切学派的泥淖了，学派的主张既成为不可动摇的大前提，于是一切探讨的工夫，名为自果推因，实同自因寻果。
孝通在这本稿子里，大体上并没有表示一切都要自家来，因为他的准备比一般社会学者或人类学者为广博，包括多年的生物学的训练在内。不过提防还是需要的。学者总希望自成一家言，自成一家当然比人云亦云、东拉西扯、随缘拼凑、一无主张的前代的笔记家和当代普通的教科书作家要高出不知多少筹，但如求之太亟，则一切自家来的结果或不免把最后通达之门堵上。孝通在本书里有若干处是有些微嫌疑的。在不察者可能认为一家之言，必须如此说出，否则不足以为一家之言。但在博洽明达的读者便不免以“自画”两字目之了。有一两处最后已经孝通自己加以改正。至于本书条理的畅达轩豁，剖析的鞭辟入里，万变而不离功能论的立场，章法井然，一气贯串，则也未始不是一家言的精神的充分表示，在学殖荒落、思想杂遝的今日，也正复有它的贡献，初不因我的期勉的话而有丝毫损色。不过我深知对于孝通的作品，外间欣赏以至于恭维的反应决不怕太少，陈义较高而互相勖勉的话还得让老朋友来说。
大概孝通是要我说这一类的话的，所以要我写这篇序；我也乐于接受这差使，因为我比较能说的也就是这一类的话。我说过，我对功能论没有深切的研读，我不能用同一学派的立场，就孝通的议论，或加以推挽，或寻求罅漏，而写成一篇就书论书的序；我只能就一个更广泛的立场，更超脱的展望，抱着对孝通一个更通达远大的期待，写成了一篇代序；好在在这样一个立场、展望、与期待之中，功能论还是有它的不可磨灭的地位。

二 释派与汇
天下凡属有发展的过程的事物似乎都取一个梭子形的公式，起初单纯，中段复杂，末了又归于一种新的单纯；或起初笼统，中段分化，末了又归于一种新的笼统，我们叫它做综合。如果延展下去，这笼统或综合可能是又一节新分化的准备，而终于再来一个梭子似的过程。自然现象界一切有循环性的东西都可以说是采用了这样一个公式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循环者也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循环，好比一根铁丝做成的圈子似的，乃是一度循环之中，必有一个比较分化而复杂的段落，而循环的起点与终点也并不衔接，即可能是弹簧式的。植物化学家所盛称的氮气的循环（the nitrogen cycle）就是如此。水的循环，大之如液体与气体的更迭变化，小之如江河湖海的流转分布，也都循着这个公式。生物滋长与嬗递世代，由种子发展为个体，由个体归结到种子，走的也是这条路。而个体由单纯的幼冲时代，经过成熟而繁变的壮年之后，以归于衰老，也有相似的情形，因为衰老也是比较单纯的；以人而论，文学家如莎翁就称之为“第二个童年”；一个人经过了所谓不惑、知命、耳顺的年龄之后，总是比较的饱经风露，炉火纯青，看得开，放得下，换言之，他的生活必然的要比壮年人简单得多了。
文化、学术、思想的演变也似乎未能外此。把人类文化当一个总集体看，如此，把民族文化或文化的各方面分开来看，也复如此；不过如果分开了看，有的民族或方面所已经历的可能不止是一个梭子罢了。就思想一方面论，以中国为例，春秋战国以前，是单纯的一个时期，春秋战国那一段，百家争鸣，不衷一是，是分化而复杂的，而秦汉以降，儒家蔚为主流，又复比较的归于综合单纯，以迄于最近，好像又正在酝酿着一个分化而复杂的新时期。以西洋为例，也有相似的形势，荷马所代表的希腊时代的思想说不上复杂两个字，从希腊全盛到灭亡的时期，好比我们的春秋战国，是变化多端的，而自基督教的传播以迄于三四百年前，显然又归宿到一个虽不融通而也还单纯的段落；三四百年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兴起、工业革命等等，一面是思想日趋复杂的因，一面也未尝不是思想日趋繁变的果；目前西洋的思想还是在这第二度分化与夹杂的段落之中，短期内是否会有一个新的综合，虽不可必，但端倪已经有了一些，下文当续有讨论。
时人喜欢把思想比做水，例如说“思潮”。水是动的，绝对的止水或死水是不能想象的；思想也是动的，自身的发展是动，与生活的相互影响也是动，绝对不动的思想也是一样的不能想象。所以在相当限度以内，这比喻的用法是有它的方便的。我在本文题目里也用到形容水的两个字，派与汇，派指思想的分歧，汇指思想的会聚，派是分析，汇是综合，派是家数，汇是集成。学派的说法是一向有的。汇的说法也是明说暗说的都有；《百川学海》一类的书名是暗说的，“文汇阁”、《文汇报》一类的名称就明说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每一子每一家是一个学派。到孔子被人称为“集大成”，就有汇的意思了；是否真集大成，真汇，固然是另一问题。孟子说孔子，提到“河海之于行潦”，那汇的意思更是显然；又提到“盈科而后进”，那盈科两字也有汇的意思；至于后代的学术思想究属进了没有，那也是另一个问题。

三 社会思想与汇
上文说到西洋的思想三四百年来始终是分化而繁变的，这自然是一个大体与纲要的说法。若论其目，则大分化之中也未尝没有小综合，大纷纭之中未尝没有单纯化的企求，流派的大奔放之中未尝没有汇合的尝试。19 世纪就是这样一个企求与尝试的时期。就社会思想一方面来说，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几个尝试的人，孔德、达尔文、斯宾塞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不过弗洛伊德已经跨到20 世纪的初年了。
这几个人中间，孔德是相当成功的；达尔文所注意的事实虽若限于生物方面，但他所提出的汇合的原则——演化论，经由斯宾塞尔、赫胥黎，以及大批的所谓社会进化论者的引伸推广之后，确乎发生过不少融会贯通的力量。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有一番“汇”的苦心，但因其专门注重生命的真实的某一两个方面，有如饮食男女，其结果，至少就思想一方面说，适促成了派别的加强的发展，比较通盘的汇合的影响无由见到。如果生命的真实，推本穷源，只限于饮食与男女两件大欲，则马、弗两人虽没有一人得窥全豹，至少还能平分春色或平分秋色（究竟是春色秋色，要看读者的襟怀，在此无须确定），而事实上生命的真实所包含的似乎决不止此。
说到孔德的尝试相当成功，我们又很容易的会联想到他的“科学的级层说”，后来演化论发达之后，又有人叫做“现象的演程说”；正唯各类现象的演出有先后迟早，斯各门科学的地位有本末高下；无论级层说也罢，演程说也罢，从此以后，我们对万殊的物象，算是有了一个综合的看法，如果宇宙有如一挂大网，自有其脉络可寻，从此也就纲举而目张，通体可以概见了。也无论用的是哪一个说法，以至于其他大同小异的说法，有如斯宾塞尔的无机、有机、超有机的三界说，我们总承认，宇宙肇基于化学、物理的种种活动，进而发生生物、生理、心理的种种现象，再进而产生社会，形成文化。中间的小层次不论，这下、中、上的三层与层层相因的原则是确立了。这最上层的社会与文化，尽管气象万千，变化莫测，决不是无端发生的，决不是单独创出的，也决不是独立的、隔离的、而与理化生物的境界全不相干的；尽管花明柳暗，别有洞天，却并不在天上，而依然以寻常的天时地理、山川陵谷做基础，也始终和洞天以外的天时地理、山川陵谷毗连衔接，可以出入交通。这一点小小的综合，在目前看来，虽若老生常谈，卑不足道，在立说的当初，却自有其开拓襟怀、网罗万有的意义，令人油然起宇宙一家、万物一体的感想，而使纷纭杂遝的思想学说得收衷于一是的效果。
达尔文的贡献也就是在这条路线上，不过有广狭的两部分。广的就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一般的演化原则，可以归入上节的话里，无须重说。狭的部分是所谓有机演化论，就是就三界中的中间一界特殊的作一番原委的推寻与因素的剖析。这推寻与剖析的过程大体上有如下述。起点是马尔塞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所已发挥的蕃殖与其限制的普遍事实。第二步是变异与遗传现象的发见与观察。第三步，由于变异与遗传的事实，进而推论并注视到物类间的竞争（事实上未尝不包括物类之间的互助现象在内）。第四步，终于到达一个适者生存的结论，所谓淘汰或选择者是，而所谓适，指的当然是变异或遗传品性与环境的两相调适，而选择的结果便是各个物种的形成了。蕃殖、变异、遗传、竞争、选择或淘汰、调适或位育，与最后物种的形成，一边是生物学家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边也就成为演化论者的几个基本概念，其中一大部分也时常被称为演化的成因。我叙到这些概念，因为它们对于前途社会思想的继续发展大都有很密切的关系，说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