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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地下铁

编号:
wx1201875831
销售价:
¥28.86
(市场价: ¥37.00)
赠送积分:
29
商品介绍

《巴黎地下铁》是一部包含成长、励志元素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是一部很好的原创作品,它瞄准了漂泊欧洲国家的国人群体,既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东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也刻画出现代都市青年的坚强、独立、乐观、敢爱敢恨的真实形象。

他本胸无大志,盲目地成为偷渡出国淘金者中的一员,在经历牢狱之灾之后他来到了时尚之都巴黎,边缘化社会里疲惫压抑的生活让他开始困惑和怀疑出国的意义。他在地铁里遇到了她,然而在经历丧母和染上赌瘾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在情感和自我的漩涡中挣扎……是去是留,是合是分,小说在一系列令人意外的事件中铺展,折射出欧洲华人社会的复杂性,耐人寻味。

姚中彬,男,1982年生于江苏常州,2002年由山东财经大学公派赴法留学,毕业于法国高等经济与商业研究学院。勤工俭学六年里笔耕不辍,创作文学作品数十万字,多次在海内外出版并获奖。目前任职于某产业投资机构。

    章

我叫纪国庆。
二十六岁。
我不喜欢我的名字,它是上个世纪很俗气的名字之一,叫这个名字的人都是十月一号国庆节出生,我也不例外。何况我姓纪,纪念国庆,你说俗不俗吧。我为自己和一大堆的国强、国栋、建国一起长大感到悲哀。
我不喜欢这名字还有个原因,这和我的身份很不相符。
我自小就是个混混。
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看香港的警匪片。我经常幻想这样的场景:我露出粗壮的胳膊,上面文了一条蛇,小弟们看到我走过来便一起喊我,彪哥,我则看都不看他们,毫不在意地走过去。
然而我叫纪国庆,既不匪气也不霸气,这比我手臂没有肌肉更让人恼火。
我也不喜欢我出生的年代,198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两年。我从小到大见识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各种现象,90年代初股票热、房地产热,然后是学校扩招 ,文凭贬值。
说到文凭,我父亲经常以自己是高中生而自鸣得意,夸夸其谈。他那时候高中生是有文化的象征,后来教育产业化了,上大学的多了,大学生不值钱了,现在研究生多了,也不值钱了,留学生也多了,也不值钱了。
这个世界什么一多就不值钱了,这是我迄今得出来的很让我沾沾自喜,并且喜欢到处推销的一个结论。
幸好我没考上大学,没考研究生,更没有出国留学,否则念了十多年书到头来还是落个不值钱,那样不值钱还不如现在这样不值钱,这样我心里反倒平衡了。
我的那些名字同样不值钱的哥们儿却对我羡慕得要死,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我在巴黎。
巴黎,这名字听着就洋气。巴黎,法国,欧洲,在他们心里这些可都是浪漫的代名词。那些哥们儿在靠前羡慕得不行了,并且以为这里的洋妞遍地等着你钓,甚至主动过来约你请你喝咖啡然后带你回家。我因为他们的羡慕而洋洋得意,经常买了中国卡在公用电话亭一个电话打到靠前去。
“喂,靠!干嘛呐?”
“你在哪儿呢?”
“还在巴黎啊。”
“靠,不去泡妞多浪费啊!”
“哎,总要休息休息吧!”
“什么时候回来给哥儿们打个电话啊,别发了财忘了兄弟啊!”
“哦,不会不会。”
我满口答应,弄得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挂上电话我会狼吞虎咽地咬手里硬邦邦的长棍面包,嘴里骂道 :“,都以为这里有金子捡呐!!”
有时候他们追问我睡过外国女人没有,开始我还实话实说,后来我发现说完之后他们的态度会马上冷淡下来。终于有一次我对电话那边说 :“昨晚刚在酒吧钓了一个洋妞。”
我的话马上被打断——
“长什么样的,金发碧眼的那种?”
“是啊,身材那个棒啊!”
“胸很大对吧?”
“嗯,确实大。”
“感觉怎么样的,你讲讲!”
“这个嘛,不好说啊,要你自己体会……”我听得到电话那边有咽口水的动静,故意吊起他们的胃口。我知道他们有多想听细节,电话那边一定是眼睁得大大的等着我描述,可他们不知道我自己都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突然觉得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和别人一起意淫是多么可怜,我便顿了顿嗓子,停了下来,对电话那边说:“我走啦,有人打我手机了,去谈个生意上的事情,挂了啊!”
这种事情屡试不爽,我都说腻了,不过每次他们转弯抹角又会说到这个话题,我避而不及。
我总给靠前的狐朋狗友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孤单。
虽然来巴黎才三个月,我觉得已过了三年,每天在地下室的厨房站,从天亮到天黑,唯独中午吃完饭后休息的时间能出来透透气。电话越打我越觉得没劲,那些花花故事都是编出来吊他们胃口的,晚上回到屋里还是和搭铺的人一样,暗地里自慰,然后疲倦不堪地睡去,日复一日。
我坐地铁一个半小时才到上班的地方,从巴黎的这一头坐到那一头,然后钻进厨房,都看不到光亮。
我觉得压抑,这种压抑比性压抑更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出生在江苏盐城,十四岁的时候全家人迁到南京。在江苏有个怪现象,苏南和苏北分得很清楚,苏南人被苏北人称为江南蛮子,苏南人则喊苏北人为江北人,江北人这个称呼本身就带了歧视色彩,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江北人。
我开始成为小混混是在初中的时候,我暗恋班里的一个姑娘小玉,她祖籍苏州,我喜欢听她细声细气并且带点嗲的普通话,我上课的时候常常偷看她,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下课时惊慌失措地给她传了个纸条,这是我琢磨了好几天写出来的,其实是一大段拐弯抹角的废话,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我眼睁睁看着她狠狠地把我的纸条以一个优美的弧线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听到她自言自语:“神经病!”
以后她再也没有理我。
我开始自娱自乐。可惜我对数理化毫不感兴趣,成绩很差劲。数学课上老师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常常突然停下来,大声喊道:“纪国庆!”
我停下正弄着前排女生头发的手,呆呆地看着秃顶的老师,毕恭毕敬地答道:“哎!”
同学们“哄”的一声笑了起来。
老师阴沉着脸说:“你给我站起来,你说说,下一步怎么做?”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会,等着您讲呢 ,都会了还要您干吗?”
老师的脸都气红了,撂出句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不上台盘咯东西!”
然后我就慢悠悠坐下去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常有发生,我后来干脆挑衅地在他课上吃苹果,故意啧啧地发出声音,他拿我没办法。
终于有我被躲在外面瞄了半天的校长逮了个正着,这次我没有什么好狡辩的了。
这事情后来被我爸爸用三条中华摆平了。逢年过节我爸爸会给学校领导送礼,直到我混到初三毕业为止。
我后来上了个技校,学了个在我看来还有点意思的手艺,厨子。
技校里面有得是狐朋狗友,我们成天在学校外面的酒馆喝酒,在租的房子里打麻将,在台球室和游戏室吞云吐雾地玩通宵。这期间我换了三个女朋友,找了五个姘头,所谓姘头就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对外宣称是这样,不过说老实话,打个折扣下来,其实就有过一个女朋友,一个姘头很后一刻还没姘成。
这个事情后来成了他们嘲笑的把柄。
我有几个死党,其中两个山东人,王刚和庆松;一个福建人,小许;一个东北人,张建东。他们都好酒,很重要的是性格豪爽,我虽然不胜酒力,也不甘示弱,不喝得吐出来好像就给江苏人丢脸了一样。
我们四五个人成天腐败不堪地生活,谁没钱了就一起翻其他人的口袋,直到大家口袋都翻不出什么名堂了,就躺在床上谈论其他班的女孩子。这样也觉得开心,标准的穷开心,可惜我们毕业之后就失去了这种开心。
我们的毕业是一场悲剧,我一直这么认为。
首先是,毕业了我们就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聚到过一起。
其次是,一年之后的年头上,庆松离开了我们。
他死于车祸,酒后驾车。
他喝了那么多还逞强骑摩托车回家,他性子急,爱逞强,我们都知道,可惜这次不能大家一起教育他了。我们几个给王刚汇去了一些钱,一共凑了五千块钱,委托王刚带去了庆松老家,给他树了一块碑。后来王刚经常说,他妈妈哭得太可怜了,听到这里我们都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可是无能为力。
庆松的死对我们是个残酷的打击。
我们为生计各奔东西。王刚和小许都回了老家,王刚自己开了个小饭店,小许给人打工,在一个大酒店当厨师。张建东去了广州,音讯全无。
而我,则偷渡来了法国。

商品参数
基本信息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50030985
条码 9787550030985
编者 姚中彬
译者 --
出版年月 2018-07-01 00:00:00.0
开本 其他
装帧 平装
页数 262
字数
版次 1
印次
纸张 书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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