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昆虫记+楷书入门 全三册 套装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教育部八年级（上）语文教科书名著导读指定书目
《楷书入门》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的《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是一部经典的纪实文学作品。斯诺用客观而不乏激情的语言，记录了这一段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奇迹，**次向全国、全世界解释了中国的红色革命，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以及根据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产生活等情况，也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红军不可征服的战斗精神和改变世界的热情与力量。
作为一部纪实作品，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书中记叙的人物、故事都是真实的。不论是记录历史还是叙述现实，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对话甚至每一个表情都有可信的资料来源，或者是出自作者本人的所见所闻。
《楷书入门》
《楷书入门》系列一共3本，笔画偏旁→间架结构→实战训练，练字从基本笔画到篇章练习，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昆虫记》
《昆虫记》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科学百科。它以人性关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这本书以忠实于法文原著整体风貌及表达特色为选择原则，让读者抢先发售领略昆虫们的日常生活习性以及特征的描述等，全书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万物的赞美之情。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埃德加？斯诺，美国有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董乐山，翻译家，作家。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6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红星照耀中国》等均有广泛影响。
《楷书入门》
田英章，字存卿，中国人民大学特聘书法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学社顾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书法导师，中国楷书网名誉坛主。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不错书写员，原国家人事部书画人才资格审定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首任会长，欧阳询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日本国艺书道院教授，日本靠前书画艺术联盟副理事长。
田英章先生拥有极高的书法造诣，他博学古法，诸体兼修，尤擅楷、行。特别是他的楷书，法度缜密，传承有序，已熔炼到精熟至美的高度，被誉为“当代欧楷**人”，获得了靠前外业界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田英章的字端庄工整、道劲秀丽，在深厚的传统技法基础上进行延伸，达成并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标准，易学易练。他的书法作品曾在1990年获得世界30多个国家参加的日本靠前印刷体竞赛世界*高奖，1991年获得15个国家参加的靠前书法展世界文化艺术金奖。

《楷书入门》
《昆虫记》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注】本套装以商品标题及实物为准，因仓位不同可能会拆单发货，如有需要购买前可联系客服确认后再下单，谢谢！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有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国民党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国民党的主要盟友。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靠前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P2-3）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中文重译本序
胡愈之
本书作者斯诺的姓名是中国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为了未读过和已读过这本书的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本书，对这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经历以及写作《西行漫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绍，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诺在一九○五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坎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一九三○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这四个月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所证实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在中国人民中间，《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是不可分离的事。虽然早已没有必要再用这个隐晦的名称，但是为了保存初版的本来面目，现在的重译本仍然用《西行漫记》作为书名，是恰当的。
由于他在西北红色区域四个月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探索和报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诺对于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困难了。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看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直到一九六○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和、进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又接见了他。一九七○年十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同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对、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两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在斯诺的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极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由于抱病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审订。
但是所有后来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记》相比拟。即使是杰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部分引用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斯诺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一九三六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等人所做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做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现在的中译本根据英国戈兰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译出，同一九三八年复社版中译本所据原书是相同的。复社版当时未译第十一篇中的《那个外国智囊》，现在补全，这是很好的。从内容来看，这一部分是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叙述和分析，大部分资料是从当时和及其他领导同志谈话中得到的。现在看来，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显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正在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在本书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页。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今天，在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四十三年前这样一本书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