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

《玉米》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已增补进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本书收录了当代有名作家毕飞宇三部中篇小说《玉米》《青衣》《雨天的棉花糖》，其中《玉米》是其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通过讲述与权力得失相关的一个乡村女子的命运，揭示权力文化对人性的异化；《青衣》讲述了一个在戏剧中找到角色、在现实中失去自我的女人的命运，以主人公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展示人生的悲剧性。它不仅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冯牧文学奖等，根据该作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反响良好；《雨天的棉花糖》是其早期代表作。它用沉重的笔墨叙述了一个个体生命与现实、文化、习俗、家庭、社会等方面的错位。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赴南京任教。1998年入江苏省作家协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作品多次荣获靠前外各项文学大奖，曾获茅盾文学奖，两次鲁迅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法国《世界报》文学奖等靠前外文学大奖。有十多个语种的版本在海外发行。《推拿》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第64届柏林靠前电影节杰出艺术成就奖银熊奖，第51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很好剧情片提名。

玉米
青衣
雨天的棉花糖
重绘人心与人性的镜像
――毕飞宇的中篇小说 吴义勤

    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除了喂奶，施桂芳不带孩子。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施桂芳没有。坐完了月子施桂芳胖了，人也懒了，看上去松松垮垮的。这种松松垮垮里头有一股子自足，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倚住门框，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的，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地懒了。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 村子里的人都说，桂芳好，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如果正在吃饭，笑起来不方便，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一连生了七个丫头，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敛着，客客气气的。现在好了，生下了小八子，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身上就有了气焰。 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她的男人是村支书，她又不是，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二婶子的家在巷子的那头，她时常提着丫权，站在阳光底下翻草。二婶子远远地打量着施桂芳，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心里说，大腿叉了八回才叉出个儿子，还有脸面做出女支书的模样来呢。
     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一共为王连方生下了七个丫头。这里头还不包括掉的那三胎。施桂芳有时候说，说不定掉走的那三胎都是男的，怀胎的反应不大同，连舌头上的淡寡也不一样。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情，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的一个，她就能一劳永逸了。有一次到镇上，施桂芳特地去了一趟医院，镇上的医生倒是同意她的说法，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把话说得很科学，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好在施桂芳是个聪明的女人，听出意思来了。简单地说，男胎的确要娇气一些，不容易挂得住，就是挂住了，多少也要见点红。施桂芳听完医生的话，叹了一口气，心里想，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这样了。 医生的话让施桂芳多少有些释怀，她生不出男孩也不接近是命，医生都说了这个意思了，科学还是要相信一些的。但是施桂芳更多的还是绝望，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伥然地转过身去。
     王连方却不信邪。 支部书记王连方在县里学过辩证法，知道内因和外因、鸡蛋和石头的关系。 关于生男生女，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女人只是外因，只是泥地、温度和墒情，关键是男人的种子。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嘴上不说，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
     男人的自尊一旦受挫反而会特别地偏执。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也不担心绝种。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说到底男人给女人下种也不算特别吃苦的事。 相反，施桂芳倒有些恐惧了。 刚刚嫁过来的那几年，施桂芳对待房事是半推半就的，这还是没过门的时候她的嫂子告诉她的。嫂子把她嘴里的热气一直哈到施桂芳的耳垂上，告诫桂芳一定要夹着一些，捂着一些，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看贱了你。嫂子用那种晓通世故的神秘语气说，要记住桂芳，难啃的骨头才是很香的。 嫂子的智慧实际上没有能够派上用场。连着生了几个丫头，事态反过来了，施桂芳不再是半推半就，甚至不是半就半推，确实是怕了。她只能夹着，捂着。夹来捂去的把王连方的火气都弄出来了。 那晚上王连方给了她两个嘴巴，正面一个，反面一个。“不肯? 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顿两碗饭的!”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施桂芳“在床上不肯”，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光会生丫头，还“不肯”，保证是丑女多作怪。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就怕王连方吼。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夹也夹不紧，捂也捂不严。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一颗一颗地数起来，哪一颗不是丫头?
     老天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开眼了。阴历年刚过，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有要求的，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村子里严放鞭炮，严打扑克。这些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吃不准不要紧，关键是做领导的要敢说。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出。王连方站在自家的堂屋里，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玩弄着扩音器的开关。开关小小的，像一个又硬又亮的感叹号。王连方对着麦克风厉声说：“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说完这句话王连方就把亮锃锃的感叹号揿了下去。王连方自己都听出来了，他的话如同感叹号一般，紧张了，严肃了，冬天的野风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严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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