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口述回忆文集

本书是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搜集的重庆解放以来与一些重大事件、重要决策相关的回忆文章和近年新征集到的一些领导同志、亲历者的口述回忆资料的汇编。包括四个部分：至三部分按照时间进程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陈锡联、任白戈、邓垦等21人的回忆口述文章）、“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游科亨、张文彬、廖伯康等21人的回忆口述文章）、“直辖开启新征程”（蒲海清、甘宇平、税正宽等16人的回忆口述文章），总体勾勒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庆建设发展的历史脉络，从市级层面的重大事件和决策展现重庆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取得的建设成就；第四部分 “民营企业家话改革”（张兴海、涂建华、左宗申等9人的回忆口述文章），选取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群体，以点带面从局部突出反映了党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巨大变化。

部分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重庆解放与接管的回忆
接管重庆
会师大会
治乱是接管山城的首要任务
重庆公安局解放初期政保工作回顾
坚决镇压反革命建立革命新秩序
回忆解放初期重庆市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回忆重庆解放初期的金融工作
玉宇澄清万里埃――重庆市的社会改造
宝元通转向国营的经过
重庆民建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的经过
始终抓住对人的团结教育改造
重庆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回忆在对资改造中加工订货的情况和问题
关于重庆市个五年计划的回忆
三线建设及调整改造时期的重庆军工概况
三线建设中的重庆船舶工业
我所知道的三线建设和三线调整
回顾重庆青年工作
第二部分 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
对原江北县鸳鸯公社艰难推行包产到户情况的回忆
我所经历的巴县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关于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回忆
重庆计划单列与综合改革的由来
重庆计划单列往事
对重庆计划单列及其体制创新的再认识
只待新雷声――回忆重庆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我所了解的重庆经济体制改革
重庆改革二三事
回忆重庆江北机场的修建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市纪委实事求是办案实录
我所经历的重庆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
重庆20世纪80年代的整党整风和干部工作
回忆重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
宣传思想工作很重要
关于做好干部工作的一些体会
重庆商业“四放开”改革
“科技兴渝”战略的实施
重庆城市管理与建设
我的政协工作经历
三峡大坝175米水位的由来
第三部分 直辖开启新征程
我亲身经历的重庆直辖
我所了解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推进过程
黔江地区与重庆直辖
直辖前后的涪陵
重庆直辖市建立与万州区行政体制平稳过渡
回忆奉节县三峡移民工作
我与直辖前后的重庆人大工作
重庆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再就业工作纪实
重庆直辖后电力体制改革始末
西部大开发的重庆实践
渝怀铁路修建的前前后后
我所亲历的重庆轻轨建设的决策过程
为了贫困农民脱贫奔小康
西部大开发中的环保记忆
重庆保税港区建设历程回顾
“改革先锋”谈基层群众工作
第四部分 民营企业家话改革
从弹簧到智能汽车小康的32载之变
从摩托车制造企业成长为多元化投资控股集团
以创新引领企业发展与转型升级
安得广厦千万间
“田螺姑娘”成长记
从一家小店到一个民营能源集团
甘当“配角”摩托车齿轮做成行业
一个外地人在重庆打造的“千叶王国”
饮水思源感恩这个伟大时代
后记

    重庆解放与接管的回忆
     陈锡联
     1949年4月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到芜湖训练军队去了。7月，我到南京时，有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进军西南。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我任重庆市市长。当时在座的还有张霖之同志。还说，重庆军管会主任是张际春同志。我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刘、邓首长说，可以学嘛！你是兵团司令，下面还有人嘛！当时就确定重庆市的领导班子主要是我、张霖之、曹荻秋同志三人（曹当时还在上海，我不认识他）。我是军管会副主任、市委书记，主管军管会工作；张霖之同志是市委书记，主管党务和群团工作；曹荻秋同志是市委副书记，主管政府工作。刘明辉同志管公安工作，王近山同志是军管会委员、市委委员，主管市里的卫戍工作。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当时怎么定的，我不知道。在进军路上，才知道组织部肖泽宽同志是副部长，宣传部部长是任白戈同志。
     1949年7月，在南京就拟定了进军西南的作战方案。三兵团的十军、十一军、十二军及四野的四十七军（曹里怀）跟我们一路进军。按当时部队的队形，进军到哪里就接管到哪里。十军进军到川南自贡，成立川南军区，杜义德是司令员，王维纲是政委；十一军到川东，成立川东军区，由我兼司令员，谢富治是川东军区党委书记、政委，副司令员是王近山，阎红彦是副政委；十二军就到重庆。
     1949年9月，部队到常德时，曹荻秋同志从华东带来的一批地方干部和学生与二野的军队干部会师了，开过一次会，参会的还有四川地下党的少数同志。
     在常德期间，主要做了3件事。一是军事准备。对解放重庆几个军的进军路线、战斗部署做了具体布置。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详见《二野军战史》。此书是在刘、邓首长亲自主持下，具体由我负责来完成的。二是班子准备。由华东调来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及部分地下党的同志组成接管班子。军管会下设几个接管委员会。三是政治准备。分析了重庆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况。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也是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蒋介石企图盘踞的很后据点，全国不少省份（如西北、河南、湖南等）的反动势力、社会渣滓都汇集到重庆，敌情复杂。还分析了抗战八年，蒋介石对人民的欺骗性。在部分人的心目中（错误地认为），蒋介石即使做的坏事再多，抗日战争依然是他领导胜利的。同时，研究了到重庆后军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请了参加接管上海、南京的同志们介绍经验。
     在常德期间的工作，主要是由张霖之、谢富治主持的。上述3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可以说都很重要。到重庆后接管工作之所以能按我们原定的部署顺利开展，与常德期间准备工作做得好有很大关系。离开常德后，他们还一路行军打仗，一路研究问题。我到前线打仗，首先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歼灭了大量敌人，打通了通向重庆的道路。然后对敌迂回包围，强渡了乌江，于11月24日占领南川城。
     11月28日，我们就到了重庆的南温泉，将敌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的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共歼敌几万人。29日，十二军的先遣营到达重庆，十一军和四十七军的一部分也进入重庆。我所在的部队于30日进城。
     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蒋介石亲自来到重庆，还从台湾地区调了“技术大队”，用飞机运来许多，企图对重庆进行大破坏。由于我军进军神速，也由于重庆的工人、职员、学生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英勇护厂、护校，这使得蒋介石的阴谋没有得逞，只炸了靠前广播电台就逃跑了，大部分工厂、学校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使重庆免遭严重破坏。
     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遇到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反动势力嚣张。我们针对敌人的反动宣传，大力宣传党的政策，以事实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抗战时期他躲在重庆消极抗日，镇压进步力量，欺压剥削人民。我和刘明辉、任白戈同志经常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及时揭穿敌人的阴谋，打击敌人。如12月10日公布人民币兑换金圆券、银圆券后，敌人造谣说这是共产党欺骗老百姓，企图制造混乱。由于我们兑换办法正确，宣传工作深入，人民有了货币，城乡物资流通了，买得到东西，生活有了保证，他们切身体会到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进而拥护共产党，人心也安定了。宣传工作做得好，任白戈同志是有功劳的。
     二是特务多，散兵游勇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层人士、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经常收到恐吓信，反动派还给我写过恐吓信，曾两次打我黑枪。我们经过周密调查，掌握敌特线索，有六七百人，经刘、邓首长批准，于1950年1月18日上午进行了次大逮捕，封锁了大街小巷，控制了交通要道，全城统一行动。我和刘明辉、尤太忠同志坐车在街上巡视，那些特务和受蒙蔽的人吓得把蒋介石的头像，国民党的旗帜、委任状，还有枪支、弹药、电台等扔得满街都是，缴枪的、自首的、检举的都不少。逮捕后的当天下午，我在电台上讲了话，着重讲了党的政策，打击敌人，教育人民。这次行动，狠狠地震慑了敌人，人民拍手称快，大得人心。这次逮捕的大都是浮在面上的敌人，所以采取了快抓快审陕放的办法，用他们引出暗藏的重要的敌人。上午捕人，下午电影院、戏院、茶馆等都开放营业，一些反动头子以为没事了，又出来活动。当天晚上，我们公安便衣又出动，抓了100多人，这些人大都是有名的特务。这两次逮捕，狠狠打击了敌人，社会秩序逐步好转，恐吓信少了，抢劫案也少了，人心更加安定。
     三是乞丐问题。全市有乞丐1000多人，白天见到穿得好一点的人就拦路要钱，耍无赖，扰乱社会。一些民主人士、大小资本家对此反映强烈。我们采取收容教育的办法。次收容没有经验，跑了很多。第二次收容进来后，就给他们理发、洗澡，因为他们很脏，虱子、跳蚤满身，还给他们换上新衣服，管吃管住，不把他们当犯人看待，给他们治病，让他们戒烟，组织他们学习、劳动。收容的人中，有部分是中学生、大学生，有学问、有技术，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流离失所，就业无门，生活无着，沦为乞丐。我们给他们看报纸，向他们讲述旧社会对人民的压迫。通过教育，大都改邪归正，要求工作，愿做新人。当时，中央已决定修建成渝铁路，这些人就成为修建成渝铁路的劳动骨干。
     四是整顿码头。重庆市码头工人多，人力车夫多，把头对他们剥削得很厉害。搬运行李、拉客人漫天要价，过一档要收一档的钱，经常闹事、打架，码头上很好混乱。我们派军队协助维护治安，公安局抓了几个把头，对民愤大的判了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于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工人，通过组建工会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学习。经过整顿，情况很快好转，工人中该救济的就救济，该就业的就就业，有个别的坏人就送去劳动改造。
     对妓女，我们也是采取收容教育的办法，也收到了同样好的效果。
     五是治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重庆脏得很，下水道不通，污水满街流，老鼠又多又大，猫怕老鼠。这个问题在召开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许多人提出来，要求解决。我们很快把国民党搞的市政工程地图找了出来，组织人力整修下水道。这不但解决了脏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我们采取上述措施之后，各方情况很快有了好转，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社会治安好了，人心日益安定。
     还有劳资关系问题。重庆工厂多，劳资关系问题很突出。官僚资产阶级办的工厂我们接管了，其他人办的工厂如何处理？工厂开工需要原材料，工人生活需要改善，就要搞好生产。这方面政策性很强，花费的力气优选，张霖之和曹荻秋同志管得多。李震同志主管工会，主要抓工人方面的工作。我只参加讨论和处理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具体事情管得少。
     以上是对重庆解放与接管前后的一些隋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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