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诉说

《黄昏的诉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的部散文集，精选了他二十余年间在《纽约书评》《新共和》等杂志上发表的多篇重要文章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稿。在这些文章中，沃尔科特评论了现代一些有名文学家、诗人如海明威、休斯、洛威尔、布罗茨基、弗罗斯特、拉金等人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诗人的艺术理念与深刻观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对加勒比地区后殖民文学与文化感人而深刻的审视，呈现了他对自己诗歌、戏剧创作的总结和思考，对我们深入理解沃尔科特及其迷宫一般的诗歌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沃尔科特的文章与他的诗作一样，意象繁复，气势恢宏，融汇了西方古典与现代、“旧世界”与新大陆诸多文化元素，这部散文集如同一轴集优雅、简洁和辉煌于一体的画卷，沃尔科特在他所展开的每一个主题中，都融入了抒情的力量和融合的智慧，这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诗歌声音。

作者简介

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1930—2017）

诗人、剧作家、画家。生于圣卢西亚的卡斯特里。先后就读于圣玛利大学和西印度的牙买加大学，后来在波士顿大学教授文学。代表作有史诗《奥麦罗斯》、短诗集《白鹭》、散文集《黄昏的诉说》等，是靠前作家奖、史密斯文学奖、麦克阿瑟奖、艾略特诗歌奖等的获得者。其作品多探索和沉思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政治、民俗和风景。1992年，他因作品“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被布罗茨基等誉为“加勒比地区伟大的诗人”“英语文学中优选的诗人”。


◎译者简介

刘志刚，浙江杭州人，生于1970年代，现为高校英语教师，同时从事英语文学的翻译。译有G.K.切斯特顿随笔集《改变就是进步?》（2010）、D.H.劳伦斯游记《意大利的黄昏》（2015）、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剧作家与戏剧》（2016）、弗兰？奥布莱恩小说《第三个警察》（2017）等。

马绍博，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硕士，现为文学译者。译有约瑟夫？艾本斯坦文化随笔《势利》（2017）、蕾切尔？卡森自然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2018）、卡伦？布里克森小说《走出非洲》（2019）等。

目录

辑一

黄昏的诉说
历史的缪斯
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

辑二

论罗伯特？洛威尔
论海明威
论C.L.R.詹姆斯
花园小径：V.S.奈保尔
神乎其技：约瑟夫？布罗茨基
写平凡的大师：？拉金
泰德？休斯
鳄鱼公子：莱斯？默里
走过的路：罗伯特？弗罗斯特
给夏穆瓦佐的一封信

辑三

马提尼克咖啡馆：一则故事

译后记

    ◎ 精彩书摘

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节选）

天福村坐落于特立尼达岛卡罗尼平原的边陲。卡罗尼平原位于岛的中部，广阔无垠，至今仍大量种植甘蔗。想当年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人签了契约，来到这里收割甘蔗，所以这小村里住的都是印度人的后裔。那天下午，我和同行的美国朋友来到村里，沿路所见全是印度人的脸。我想说，这是一道很好迷人的流动风景线，因为周六下午《罗摩里拉》，即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戏剧即将在此上演。村里来的演员们穿着戏服，聚集在彩旗飘扬的田野上，俨然加油站的开业典礼。英俊的印度少年，一身红黑色的衣裳，随意将手中的弓箭指着午后的阳光。远处，天边是一座座低矮、黛蓝的山脉，闪闪发光的青草地，渐趋厚密的云朵。天福！真是个赏心悦目的好名字，透着盎格鲁-撒克逊的气息，留存着一段史诗般的记忆。
田边一座敞棚下，堆放着两副硕大的竹铠甲，形似一对巨型铁笼。这是神明身体的一部分，小腿或大腿，只要安装好、竖起来，便是一座巍峨的神像。戏演到很后，神像会被焚烧殆尽，以此表示史诗的结束。望着眼前的甘蔗田，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雪莱的那首十四行诗：坠落在地的奥西曼德斯塑像和他的帝国，漠漠黄沙里“偌大的残骸”。
鼓手们在敞棚里生了火。他们把手鼓凑上前，使劲想把鼓皮绷紧。橘黄的火焰，鲜亮的青草，将要付之一炬的竹编铠甲，这些不是在瀚海沙漠，不是在灭亡的帝国，而是经久不衰的祭典的一部分，如同焚烧甘蔗的丰收大会，年复一年地举行着。祭典的意义正在于不断的重复，毁灭的意义乃是要浴火重生。
神明开始进入田野。用作舞台的敞棚里传来了喧闹的乐声，即通常所谓的“印度乐”。史诗剧即将在这敞棚里上演。服装整齐的演员们出场了。我猜，他们是王侯与诸神。啊，真是不打自招！“我猜是神吧"，这么一耸肩，正好体现了我们非裔和亚裔移民的身份。我时常想到《罗摩里拉》，只是一直无缘得见。我不曾见过这剧场，就在露天里，由村里的孩子扮演武士、公侯和神明。我不知道这部史诗的内容，不知道主角是谁，他的敌人又是谁。不过，我很近刚为英国某剧团改编过《奥德赛》。我的假定是，观众了解奥德修斯，这部小亚细亚史诗的主人公，了解他所经历的磨难。而《罗摩里拉》则不同：在特立尼达，没人知道罗摩、迦梨、湿婆、毗湿奴是谁，除非你是印度人。这话听着很别扭，可在特立尼达，至今还有人这么说：“除非你是印度人。”
天福村就像是中部平原的边陲多出的一片高地，茫茫甘蔗地当中漂浮的一只竹筏，《罗摩衍那》将在这里上演，虽然表演会很粗糙。不过，这只是我作为作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在天福村观赏《罗摩里拉》，把它当作一台戏来看，但其实它关乎的是信仰。
演员化好妆，穿上戏服，登台前对着镜子点下头，那一刻，他相信他从现实步入了幻境。你把这份自信放大几倍，或许就能体会演员的心情。但他们也并非演员。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又或者自己选定了某个角色。这部圣剧要连演九个下午，每次两小时，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不是业余演员，而是宗教的信徒。没有什么戏剧术语足以形容这些人。他们不用卯足劲演戏。他们的演技很可能就像这午后草地上交错的竹箭一样轻快，一样自然。他们相信自己表演的内容，相信剧本的圣洁，相信印度的真实。而我，出于作家的习惯，却在少年武士的笑脸上、乡村公侯的纹章里，寻觅着哀痛、失落，甚至是堕落的模仿。我的怀疑和欣赏玷污了这个午后。甘蔗田、契约工、重现的失踪军队、寺院和庙宇、吼叫的大象——种种历史的视觉共鸣，导致我误读了眼前的所见。实际上，周遭的一切恰好相反：兴高采烈的气氛洋溢在少年的叫喊中，洋溢在糖果摊前，洋溢在粉墨登场的演员身上；这是自信的喜悦，而不是失落。天福，果然名副其实。
试想，如果把整个亚洲微缩到这些碎片上：宣礼塔上纯白的尖顶，抑或甘蔗田里庙门前的石球，这样，你便能体会某些人的自嘲与尴尬；他们认为这些仪式不过是滑稽的模仿，甚至是堕落的。这些人以正统自居，他们对待祭典的态度，正如语法学家之于方言，首都之于地方，帝国之于属地。记忆渴望返回中心，残肢想念原来的躯体，就像那些神明的竹腿。换句话说，人们眼里的加勒比海仍然是化外的、无根的、非正统的。弗劳德说，“那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人。只有真人的片断与回响，支离破碎，了无新意。
这表演就像一种方言，是母语的分支、删节，却少见半点扭曲，甚至不减一分气势。在特立尼达，在这里，我发现一部全世界很很好的史诗只在某个季节演出，其目的不在抢救文化，相反，它是信仰的一种开放姿态，波澜不惊，如同风儿吹过卡罗尼平原，吹过茂密的蔗田。为了赶上傍晚归来的红鹳，我们必须在戏开演前越过卡罗尼沼泽里的条条溪水。红鹳的表演极为自然，一如《罗摩里拉》中的那些演员。我们目睹它们归来，明晃晃如同小弓箭手的红裳，如同鲜红的旗帜。然后，它们逐渐占据水中的小岛，直到它变成一树繁花，永远不再凋零。历史的叹息在这里毫无意义。《罗摩里拉》和林立的红鹳，两种奇观汇成了一声感恩的叹息。在加勒比海，视觉的意外是很自然的事；它连同旖旎的风光，一起湮没了历史的长叹。我们太在意那萦绕不去的叹息。我庆幸发现了天福村穿红衣的弓箭手，还有美丽的红鹳。
历史的叹息起于废墟之上，而非天地之间。在安的列斯，除了荒凉的蔗田与古堡，很少有可供叹息、凭吊的废墟。慢慢环顾四周，像相机镜头那样，眺望西班牙港低矮的蓝山，村舍与马路，扮演武士的弓箭手，扮演神明的演员和教练，已经在播放的音乐。此刻，我真想拍一部电影，就算是对着天福村的一声长叹。我过滤了午后的时光，召唤回一个逝去的印度。可为什么是“召唤”？为什么不是“赞颂一个真实的此在”？为什么印度已经“逝去”，而村民却浑然不觉？为什么不是“传承”？为什么不是连绵的喜乐，在天福和所有中部平原的地名——库瓦、查瓜纳斯、查理村当中？为什么不让我的喜悦敞开窗口？和所有特立尼达人一样，我有权享受狂喜，因为喇叭里鼓声阵阵，宣泄的正是狂喜。我有权享受侯赛因的盛宴，享受穆斯林史诗中的镜子与皱纸，享受中国的舞龙表演，享受西班牙裔犹太人在教堂举行的仪式。假如要拾起特立尼达所有的语言碎片，那我这个作家的工作量还要再乘以八倍。
打破花瓶，再将碎片重新黏合，这其中的爱要比它完整、对称时更深沉。黏合碎片的胶水保留了它原来的形状。正是这份爱弥合了亚裔和非裔之间的裂缝；传家宝一旦修复，便会露出白色的裂纹。这个重拾碎片的过程，是安的列斯的哀愁与痛苦。倘若碎片形状各异，拼凑不起来，那它只会带来更多痛苦，那还不如将圣像与圣器留在原处。安的列斯艺术就是这么个修复的过程，修复残破的历史，修复语言的碎片，修复我们的岛屿，因为它正在成为旧世界残余的同义词。
而这恰恰是诗歌创作的过程，或者说“再创作”的过程，破碎的记忆，神明的铠甲，甚至于很后的火化仪式。一支支甘蔗，一根根芦苇，编织出神的躯体，天福村的工匠们要把它立起来。
诗，得自于勤勉与汗水，但又必须清新如人像眉头的雨滴。它融合顽石的质地与自然之美。它将古今并置：如果人像代表过去，那额头的露珠或雨滴便象征着现在。这里有被埋没的语言，有独具个性的词汇，写诗变成了一个挖掘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就声调而言，每个人的嗓音都是一种方言；它形塑属于自己的重音，属于自己的词汇和音调，以此反抗帝国的语言观，反抗奥西曼德斯的语言，反抗藏书与辞典，法庭与评论家，教会，大学，政治教条，体制用语。诗歌是脱离了大陆的一座岛。在我眼里，岛上的这些方言就和那人像额头的雨滴一样清新。它不是大理石像颦眉而凝成的汗水，它是另一种清新的元素，雨露和海盐调和的精华。
被俘的部落成员沦为契约工，被剥夺了原生语，于是便撷取亚洲与非洲史诗中旧有的词汇，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但在它的血液里，却仍保留了祖先的狂喜节奏，那是奴役和契约也无法抑制的。事物有了新的命名，而天福村、舒瓦舍尔岛等既有的地名则沿用了下来。原生语犹如渡海的云雾，因为距离的阻隔而逐渐消逝。而这个寻觅新的譬喻、重新命名事物的过程，却和诗人每天面对的挑战接近一样：像鲁滨逊一样制作工具，汇集必需的名词，借鉴天福村的方言，甚至重新命名自己。于是，一无所有的人又找回了那个元气淋漓的自我，又学会了思考。而这正是安的列斯经验的基础，这些沉船的残骸，这些历史的回响，这些部落语汇的碎片，这些记忆模糊的风俗，它们没有腐烂，它们依然顽强。它们在“黑三角”、“安拉胜利”号中幸存了下来。那艘船载着批来自马德拉斯港的印度契约工，乘风破浪来到天福村的甘蔗田。同行的还有被克伦威尔放逐的带着镣铐的囚犯，被迫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来自中国的蔬果小贩，推着自行车兜售布料的黎巴嫩商人。
他们来到这里，住在同一个加勒比城市里，西班牙港，成为历史的总和，特罗洛普所谓的“非人类”。市中心有各个语种的商店招牌和路名，居民们五方杂处、南腔北调，一时间竟催生出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化，宛若人间天堂。在新大陆，城市都是这样，它们是作家心目中的天堂。
众所周知，文化乃是由城市所造就的。
又是一个在家的早晨，等不及看日出——一夜都没睡好。五点钟，天还是黑的，没必要打开窗帘。然后，天突然亮了，眼前是一座警局，淡黄色的外墙，棕褐色的屋顶，掩映在低矮的王棕树叶中，典型的殖民地风格，屋后是茂密的树林和高高的棕桐，一只鸽子振翅飞向屋檐，一排曾经很时髦的公寓，墙上满是雨渍，大清早，通往警局的旁路上空荡荡的。这一切交织出令人惊讶的宁静。每次来到一个深得我心的城市，都会感到这份宁静。那真是山也美花也俏，怎么看都欢喜；只是那建筑，在初来乍到的早晨，让人有些晕头转向。以前，从花花世界美国回来以后，你会感觉这里好像缺少点什么，而它也正在努力完善自己，就像那沾满污渍的混凝土公寓。于是，潘神离开了窗口，抛下身后的种种累赘——一座努力腾飞、努力变得残暴的城市，侧面看就像来到了美国，和哥伦布、得梅因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张扬的权力，乏味的装潢，空调的温度恰好能让秘书和行政人员炫耀各自的开襟羊毛衫；谁的办公室越冷，谁的权位就越高，这接近是在模仿另一种气候。对凉意的一种渴望，甚至于歆羡。
在严肃的城市里，灰暗、萧瑟的冬日，午后时光尤其短暂，每天似乎都在带纽扣的大衣中度过，每栋建筑都像是一座营房，窗口亮着灯，一下雪，仿佛自己就生活在俄国小说里，回到了19世纪，因为冬天的文学就是这样。所以，加勒比海的游客必须感觉自己活在明信片当中，一张接着一张。其实，对这两种气候的感觉都是我们的阅读经验所致。在游客看来，明媚的阳光不会是严肃的。不仅是文学，冬季同样增加了生命的深度与暗色。在热带的漫漫炎夏里，贫穷或诗歌（在安的列斯，贫穷是大写的诗歌，是想象的条件，也是生存的状况）似乎都无法深刻，因为周围的大自然是如此欢快，让人欣喜若狂，一如这里的音乐。建立在快乐之上的文化注定是肤浅的。可悲的是，为了推销自己，加勒比海却一直在倡导这种没心没肺的快活，麻木不仁的享受；在这里，你不仅可以远离寒冬，还能躲避四季分明的文化所专享的那份严肃。所以说，这里怎么会有人存在，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存在？
他们对季节一无所知：落叶送走一年的时光，塔尖在风雪中消失，街上白茫茫一片，整个城市隐没在浓雾之中，壁炉里熊熊的火光。他们居住在这样一个地带，那里的节奏就如同他们的音乐，永远都只有两个重音：潮湿和炎热，晴天和雨天，光明和阴暗，黑夜与白昼。不完整的韵律总会有些局限，也因此，这个民族无法体会矛盾的微妙，无法理解想象的繁复。那就随它去吧。你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蔑视。
我们的城市不是通常所谓的城市，不过，也没人想要这样的城市。在某些地方，它们自有一套规制和定义，且格调也不比贬损它们的人逊色。现在，不仅是圣詹姆斯区，就连奈保尔怀念的那些街道也都这样：一条条巷弄短小而醒目，就像他写下的句子。图纳普纳不但有喧闹、汹涌的人潮，同时也是C.L.R.詹姆斯《越界》的故事发生地。不仅是卡罗尼平原上的天福村，就连整个塞尔文大草原都受其影响。而这也正是它现在登岛的方式：简？里斯笔下的多米尼加仍是昔日的模样，此外，还有早期作家塞泽尔笔下的马提尼克，佩斯笔下的瓜德罗普，就算不再有软木遮阳帽和骡子。目睹一种文学——用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帝国语言创作的文学——在文化的形成期萌芽、开花，传遍一座又一座岛屿，不羞怯，不因袭，就像鸡蛋花的白色花瓣，这是多大的喜悦与荣幸啊！这不是逞强自夸，而是大势所趋：百花齐放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西班牙港，一个石头发烫的午后，一条白晃晃的小巷里，藤蔓的爱溢出门前的篱笆。转过街角，一排棕桐树和一座轻烟缭绕的大山映入了眼帘，让人不回想起沃恩或赫伯特的那句诗，“棕桐树下啊阴翳的城”，回想起卡斯特里一座木教堂内的哈蒙德牌电风琴，回想起众人齐唱“金色耶路撒冷”的情景。我很难将这样的空洞视为荒芜。安的列斯生活的宽度全在于那份悠然，诀窍是别对它有非分的要求，别强求它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而游客往往以为这就是迟钝和懒散。
有人说，这里的书不够多，而且没有剧院，没有博物馆，说白了，就是没事可做。可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书看，他必然会更注重思想，而他若能将思想理出个头绪，就势必会产生记录的欲望，特别情况下，若没有记录的工具，他就会口述、诵读，而这个对记忆进行整理的过程又会生发韵律和怀念。贫乏自有贫乏的好处，这其中，免于平庸肯定算一条，因为现在的书多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意。城市造就文化，我们拥有的不过是些放大的市镇。那么，理想的加勒比城市该有怎样的规制呢？乡野环绕四周，来去都方便，城郊绿树成荫，幸运的话，城市背后优选有宽广的平原。它背靠秀丽的山峦，面朝湛蓝的大海。教堂的尖塔矗立于城市的中心，周围是蓊郁、深秀的公园。鸽群列队从空中飞过，携带着关于预言和信仰的记忆。
市中心要有马，对，一匹匹的马。还记得吗？19世纪末，戴着高帽的市民坐在各色马车里穿街走巷。但必须是活在这个时代的马，蹄声里听不见岁月的哀愁。日出的时候，寒山里飘来的薄雾笼罩着千家万户的屋顶，马匹从萨凡纳女王公园的围场里迤通而出。市中心会定期举行马会，如此一来，当这些19世纪的动物疾驰而过时，市民们便会大声赞叹，赞叹它们的神速与优雅。至于船坞码头，则既无浓烟蔽日，也无机声隆隆，很重要的是，种族多元，世界各地的文化——亚洲的，地中海的，欧陆的，非洲的——异彩纷呈，人们相亲相爱，关系比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更融洽。市民可以自由通婚，不必恪守传统，有一天，子孙后代会发现家谱已经毫无意义。难走、危险的路段会越来越少，出行会更加方便；商业区内到处能听到南腔北调；五点钟一到，所有原生语立即噤声；星期天，码头上连人影都看不到。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西班牙港，一座商业繁荣又宜居的理想之城。在这里，市民是漫步者而非行人，遥想当年，雅典城或许就是这般景象吧。
西班牙港好看的剪影，应该像精美的手工艺品，不是玻璃和水泥的营造，而是巴洛克风格的木雕，每一座都如梦似幻，宛如一幅自画像，而非建筑的实体。城市的背后是卡罗尼平原：遍布的村寨，印度人的经幡，高速公路旁的水果摊，如彩旗般翩然而至的红鹳。风景如画的贫瘠！明信片一样的悲哀！我不是要再造一个伊甸园；我所谓的“安的列斯”，是指阳光、工作、生存所构成的现实。它是乡间小路旁的一间房舍，它是烟波浩渺的加勒比海，透着生存与不断变幻的气息。生存是倔强的胜利；正因为精神的倔强、高尚的愚痴，写诗这一行才得以生存，才能破除重重困难。将这一切归结起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两个字：“世界”。
如此说来，这便是安的列斯看得见的诗。生存。
（节选自沃尔科特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受奖词）

媒体推荐

“如今，没有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人能像沃尔科特那样优雅地为文字注入力量。”
——斯文？伯克茨，《新共和》

“沃尔科特是一位如翠鸟般有着敏锐洞察力的评论家，是一位极富性的作家，他的散文作品博大精深、富有诗意。……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语言逐渐显示出不一般的力量。”
——保拉？伯内特，《泰晤士报》

“我们幸而拥有沃尔科特这样的诗人。他是一个在普遍意义上献身于艺术的人——艺术是文化，艺术是工艺，甚至是画布上的艺术。……沃尔科特工作的乐趣在于，即使在他很漫无边际的时候，他也不乏味。从整体上看，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叙述方式——一个诗人的故事。”
——汤姆？佩恩，《每日电讯报》

“（对沃尔科特来说，）语言成为一种掌握周围环境的手段，使他能够令各种元素获得近乎神奇的力量；语言对他来说比现实本身更真实。……这种魔术师般的力量在20世纪的诗歌中是很好罕见的。但比这种能力更罕见的是，像沃尔科特那样，以如此丰富和幸福的方式写作的欲望。”
——亚当？基尔希，《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