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帆西扬(耆英号之航程1846-1855)(精)

体察中西方早期“接钩”的荒诞与艰难

1846年12月，一群英国商人购入一艘中式帆船，并把帆船由香港驶向英国伦敦。这艘船以时任两广总督耆英来命名。“耆英”号载有中国和欧洲船员，以及供流动展览用的形形色色中国物件，航向伦敦的旅程一波三折，问题不断，更意外地到了大西洋的彼岸——纽约，并发生了拖欠中国船员工资的法律争端。它终在1848年抵达伦敦，在泰晤士河作公开展览至1853年，之后，它在拍卖后被拖送至利物浦，很终被拆毁。作者通过现存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对该船结构、船员和航程进行深入调查，为读者讲述了讲述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航海故事和商业故事。

[英]戴伟思（Stephen Davies）戴伟思（Stephen Davies），曾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务多年，后进入香港大学任教，教授历史和政治学，并在香港电台（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担任电视演讲人。2005年出任香港海事博物馆首任馆长，2011年被法国授予 “海洋功勋”荣誉骑士勋章，后成为中国船舶建造公司的首位研究员。他还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撰写了一千多篇文章及数十本著作，大部分以历史和海事为主题，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历史、政治理论、考古、造船等方面。戴伟思并没有把他的研究局限在图书馆里，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曾驾驶一艘1150米长的单桅帆船航行8万多千米，并利用自己的经验撰写了红海和东南亚的游艇自驾指南。现为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科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导论：东洋西洋，景象有别
香港码头一瞥
传统中国船只
西方船只
舰船不同，管理迥异
驾蒸汽轮驶向未来
将至：横帆舣装
为何“耆英号”看上去大不相同：造船工艺大相径庭
无情的目光
野心勃勃的航海者
中式帆船的世界
审视“耆英号”
部分 “耆英号”的旅程
章 起因、采购、出航
其船其谋
投资人
中国船？英国船？
项目花费
黄埔船员，香港船员
准备起航
第二章 船名由来
第三章 船员，以及前往纽约的航程
下定决心，则万事俱备
段航程
起初一帆风顺
行进缓慢，问题浮现
第二段航程
依旧迟缓
风力微弱，船底附着
帆船的转向系统
中式帆船的性能
在圣赫勒拿岛
第三段航程
慢上加慢
船员制度对比
蜗行牛步，驶向西北
果断抉择
第四章 停留纽约，遭遇麻烦
抵达
娱乐大众
“耆英号”被自己的船员扣押
就灯塔税上诉国会
体察背景
一艘帆船，两种管理
第五章 后一段航程——驶向终点
离开纽约
逗留波士顿
横渡大西洋
遭遇风暴，海上维修
抵达英吉利海峡
评价“耆英号”的表现
第六章 旅程终点：停驻伦敦
第七章 残局
“耆英号”的后时光
船员的命运
查尔斯·凯利特
中国船员与中国帆船
销声匿迹
第二部分 就船论船：类型、建造及性能
第八章 “耆英号”是什么样的船？
第九章 对 “耆英号”可能形状的再评估
第十章 “耆英号”的尺寸与形状
第十一章 它能开多快？
第三部分 历史的废料场
第十二章 航程终结
附录 “耆英号”的画像
索引

     内森·邓恩是费城的一名贵格会教徒，以商人身份客居广州十三年，他对鸦片贸易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也反对英国为促进鸦片贸易于1839—1842年发动的战争。当然了，兰登为目录撰写的序言（尽管饱含福音派将中国基督教化的热情）给读者以及前往展览的参观者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去获得正确的教益：这个伟大又值得尊敬的文明能让人获益匪浅。同一时期大众媒体对于中国的描述则更让中国稍显愚昧，它们强调的是落后、一潭死水的状况，呈现的是一幅严重扭曲的画面。兰登并未隐瞒双方的反差：一面是迅速工业化的西方世界，一面是前工业时代的中国，但是他呈现的教训并无损中国的名誉，那是同时期多数为鸦片战争正名的文章没能做到的。参观目录以一篇名为《与中国的交往》的文章结尾，该文章对鸦片贸易做出了响亮的谴责，进一步申明了兰登的观点：
一直以来，中国人不断遭到抨击，其用词根本体现不出基督徒的忍耐与宽容。在贸易交往中，他们被形容成骗子；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被认为表现得轻蔑和冷淡，自我陶醉到目空一切、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其本国的社会关系，则缺乏任何高尚的情操和慷慨的同情……假如欧洲和美国商人在评价中国人的狭隘“
能够不偏不倚，那也会成为指向他们的控诉的正当基础，控诉他们在贪婪的诱惑下实施的非法行为——多年以来，无视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意愿，每年有价值1500万至2000万的鸦片被基督教商人倾倒在中国的海岸上！
一言以概之，邓恩的展览意在展现中华文明的辉煌（尽管其正处于衰败期），并借此对不久前结束的战争的动机表达明确的反对。
回顾一下展出的“万物”，我们就会发现这场展览虽然仅初具规模，却异常精彩。从很开始，参观者穿过以内森·邓恩收藏的一个中式凉亭为模型修建的大门进入展区，随后就自始至终沉浸在中式场景之中。展览者尽其所能罗列出了中华文明的全副甲胄：神祗，官员，僧倡，文人雅士，贵妇，戏子，形形色色的商人，各色运输工具，民居，家具，艺术品，仪式，庆典，日常生活中更多商人和场景，书籍，园艺，在河流、运河和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政府体系，还有动植物。展出的1341件陈列品虽然实际达不到1万件，但无疑很好接近“万物”了。
我们必须将“耆英号”及其巡回展览放到上述“对华友好”的背景里去考量。因为邓恩的展览规模大、内容全、文化内涵更为丰富，与之相比，查尔斯·凯利特及其合伙人拼凑起来的东西就有点相形见绌。一面是平庸之辈的轻视，一面是鉴赏家的概括，并列呈现之下，双方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令人震惊。在《“耆英号”详解》的一个版本中，“耆英号”稀稀落落的目录中只列出了114个单独的条目，②其全部内容不会超过200项。它们远远不能代表中国人生活中任何一个单独的方面，更谈不上是对不同生活方式、职业、阶层、角色、等级、身份以及构成“中国物件”的亚文化的广泛概括。其很为煞费苦心的一项展示有12件单独物品，是一个“包含了吸食鸦片的所有器具”的托盘；①它还配了一则完整的说明——也只有它配了说明——虔诚地记述了鸦片瘾的“致命后果”，就仿佛这是中国人专享的恶习。②没有展示其他任何东西作为背景来对展品进行解释说明，这场展览只不过是猎奇物品的大杂烩。
与此类似，“耆英号”的船长查尔斯·凯利特自己所写（也许是请人代写）宣传册的说明部分与“万唐风物”展的说明比起来有一个重要而显著的区别。后者是关于中国文化以及陈列的展品的说明，而前者所有提及中国文化之处，都采用了轻蔑和贬低的语气，其关注的核心反倒是“耆英号”。凯利特船长和他的合伙人想要传达的信息就是，帆船才是这场展览的重中之重，它展示了中国造船工艺的古怪之处，这艘船可以作为中国落后文化的写照，是它为航海界提供了如此笨拙的异类。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耆英号”和它的收藏品想要表达的意涵与“万唐风物”展几乎接近相反。内森·邓恩的展览是带着敬意．甚至某种程度的敬畏看待中国文明及其成就的，而“耆英号”和它的收藏品看上去则近乎是在刻意贬低和诋毁中国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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