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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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
    惠安馆
         一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咯咯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很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搽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身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一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嗯！”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绑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绑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很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地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插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着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了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黏乎乎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
         “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眼睛里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透着亮光了。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
         “几岁了？”她问我。
         “嗯——六岁。”
      ……
......
《猎人笔记》
     霍里和卡利内奇
凡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素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的农人身材不高，背有点儿驼，神情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破旧的棚屋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的代役租农民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神大胆而愉快，脸色白净；他们贩卖黄油和焦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不知怎样变成了污泥池的峡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瘦白桦树之外，一俄里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棵；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周围都是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一批树林和大片的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禁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大鹬还可看到，忙碌的沙鸡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卢特金，和他结识了。他酷爱打猎，因而堪称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向省里所有豪富的小姐求婚，遭到拒绝，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而对于小姐们的父母，他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过去；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义，其实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平娜》；他说话口吃，把自己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接近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味；不过任何一根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决不放进汤里。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卢特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卢特金先生相识的天，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里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里是谁呀？”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就到霍里家去。在树林中央一块清理过、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霍里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问松木结构的屋子，用栅栏连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间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披屋。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身材漂亮的年轻小伙子。
“啊，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霍里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马车。还要给我们拿点克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里。原木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张苏兹达尔的画片也没有贴；在屋角里，在穿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原木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走出来了，拿来一只装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上，身子靠在门边，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头发鬈曲、双颊红润的男孩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很费力地勒住一匹肥壮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六个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费佳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都是小霍里，”费佳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里进城去了……当心啊，瓦夏，”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得快啊：送的是老爷呢。不过，震动得厉害时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里听到了费佳的俏皮话都微微一笑。“让天文学家坐上来！”波卢特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费佳兴冲冲地高举起那只勉强带笑的狗，把它放在车子底部。瓦夏放松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卢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消了，”他说着，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里跑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请尝一尝，”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