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之巅

《在绝望之巅》
“二十世纪的尼采”、现代欧洲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E.M.齐奥朗初试啼声之作 中文简体译介版

在绝望之巅挣扎，燃起超脱生死的激情
将眼泪变成思想，发出反叛的野蛮呐喊
《寻觅意义》
《寻觅意义》是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王德峰的人文讲义合集，由王老师亲笔校订。含《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中国哲学的人生境界》《哲学与大学精神》等名篇，与你畅谈读书、教育、哲学、理想、古典音乐，探讨生活的意义。
除了成功和挣钱，人生还有其他意义吗？王老师从哲学的视角出发，为你剥离概念，还原事实：世俗的标准大多虚妄，因为衡量“什么是有意义的”标尺，是时代强加在每个人头上的。真实的意义，反倒在这把“标尺”上没有位置。
意义何在，又当如何寻觅？请看“哲学王子”的回答。

《在绝望之巅》
《在绝望之巅(精)》是二十世纪有名哲学家E.M.齐奥朗的初试啼声之作，写于作者饱受抑郁症和失眠症困扰时期。齐奥朗在其中对种种形而上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主题涉及荒谬、异化、抑郁、失眠、爱情、狂喜、苦难、贫穷、善恶等。本书以一种新奇的、抒情的、反体系化的哲学风格，奠定了齐奥朗的创作基调，作为这位现代哲学家的思想源泉，意义重大。《在绝望之巅(精)》既是齐奥朗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非常受欢迎的作品，精致的散文语言、断章体的创作形式和悲观的哲学思想有机结合，表现出荒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态度，对西方知识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寻觅意义》
没有意义，我们将无法生活。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日常的意义的基础从未追问过。倘若我们追问今天的成功人士、当代英雄，追问他们的成功的究竟意义，他们的回答将始终只是“成功即意义”，“成功就是我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我们背负小小的行囊，走在这时代的荒野上，去体验生命本身的价值。我们为了一些不起眼的，却又真切的生命意义的实现，付出我们的辛劳。尽管这些意义在这个时代的标尺上没有位置，但它们真实。我们在这些虽不起眼，却又真诚的努力中获得我们真实的愉悦。不必害怕精神上的流浪，在这种流浪中，我们也许真的会发现绿洲。当宏大叙事已经解体的今天，叙事并没有停止，而是化为了一些小叙事。在无数的小叙事中，我们重新编织起生命的意义。

《在绝望之巅》
E.M.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5）

法籍罗马尼亚裔哲学家，先后以罗马尼亚语和法语写作，晚年声名鹊起，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以断章体的形式和对痛苦磨难、虚无主义等问题的思考而著称，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他延续了以克尔凯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传统，被视为“二十世纪的尼采”，影响了苏珊·桑塔格、伊塔洛·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保罗·策兰等众多知名作家。代表作有《在绝望之巅》《眼泪与圣徒》《解体概要》《着魔的指南》《思想的黄昏》等。
《寻觅意义》
王德峰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被学生誉为“哲学王子”

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
1982年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辑
1987年重回复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98年获博士学位
2021年从复旦哲学系退休

《在绝望之巅》
《寻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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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望之巅》
     论真情流露
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持内心的封闭？为什么我们追求表达和表现，努力传达出我们宝贵的心意或“意义”，拼命尝试着组织一场终究无法掌控的混乱过程？只是臣服于我们内心的流动不居，而无意将它客观呈现，私密而纵情地沉溺于我们内心的骚动和挣扎，难道不是更有创造性？那样我们就会更为强烈地体会到精神体验全然内在的成长。各种各样的真知灼见就会在丰饶的沸腾中融合滋长。一种既真实又有精神内涵的感受，就会像波浪或乐句的涌动一般诞生。被自我所充满，不是因为骄傲自大，而是因为内心富足。被一种内在的无限感所折磨，这意味着活得如此炽烈，以至你觉得自己就要因生命而死。这种感觉是如此罕见而怪异，以至我们在经受它时会放声大叫。我觉得我可能会死于生命，于是我问自己，为此寻求解释是否有意义？当你全部的心灵过往伴着靠前的紧张在你心中震颤，当完整存在的感觉将已然埋没的体验重新唤醒，让你失去了正常的节奏，你就会在生命的高峰被死亡迷住，却体会不到通常与之相伴的恐惧。这种感受就像恋人们在幸福的巅峰体验到的那种感受，在他们有转瞬即逝但强烈的死亡预感的时候，或者在背叛的预兆萦绕着他们萌芽的爱情的时候。
很少有人能将这种体验忍受到底。压制需要客观呈现的东西，封锁爆炸性的能量，一向极其危险，因为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人再也遏制不住这股压倒性的力量。然后是过度充实导致的沦陷。总有一些体验和执迷是人所无法忍受的。对此直认不讳才能得到救赎。恐怖的死亡体验，假如留存在意识当中，就会导致毁灭。假如你把死亡宣之于口，那你就拯救了一部分的自我。但与此同时，你真实的自我当中，某些东西也会随之消逝，因为意义一旦客观呈现出来，就会失去它们在意识中葆有的那份真切。这就是为什么真情流露代表着主体性的散发；它从个人无法遏制、需要不断表达的精神沸腾中，散发出一定的数量。真情流露意味着你不能保持内心的封闭。客观呈现的需要越是强烈，袒露出来的情感就越是刻骨铭心、厚重而强烈。痛苦或恋爱的人为什么真情流露？因为这两种状态尽管性质和方向有所不同，但都是出自我们的存在最深邃、最隐秘的部分，出自主体性这一坚实的核心，如同出自辐射地带。当一个人的生命和着最精妙的节律脉动，这种体验强烈到它汇集了这个人个性的全部意义时，他就会变得真情流露。这时，我们的独特之处就会在颇能传情达意的表现中得以体现，这种表现会令个体上升到普世的层面。最深刻的主观体验同时也是拥有普世性的，因为人正是经由这些才触及生命的本源。真正深入内心才会获得的普世性，停留在外围的人无从企及。对普遍性的庸俗解释，说它是这样一种现象：只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包罗万有。这种解释将真情流露视为无足轻重的低级现象、内心反复无常的产物，它没有注意到主体性传情达意的手段所展现出的非凡新意与深度。有些人只在人生的紧要关头才变得真情流露；有些人只在濒死的痛苦挣扎中才变得如此在他们的全部过往陡然闪现在眼前，给他们带来瀑布般剧烈冲击的时候。
许多人在有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经历那时，他们内心的动荡不安终于爆发之后变得真情流露。这样的人通常倾向于讲求客观、缺乏个性，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现实，一旦他们变成爱情的俘虏，就会体验到使他们的全部心智资源得以真实呈现的情感。恋爱时几乎人人能诗，这一情况表明，抽象思考的资源过于贫乏，远不足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无限丰沛；内心情感的抒发只有通过流动不居、非理性的素材，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客观呈现。痛苦的体验与此相似。你从未察觉在你体内、在这世间隐藏着什么，你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事物外围，突然，那些仅次于死亡的痛苦体验攫住了你，将你带往一片无比复杂的领域，你的主体性在那边的巨大旋涡中颠簸不休。经由痛苦变得真情流露，意味着实现内心的净化，这样一来，创伤将不再只是没有深层原因的外在表现，也将开始融入你存在的实质之中。痛苦的真情流露是用血肉和神经唱出的歌。真正的痛苦始于疾病。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表露性情的品格。只有那些在可耻的麻木中长大的人，才会在生病时依然无动于衷，从而错过疾病带来的性格深化。这样的人若不经受一次的疾病之苦，就不会变得真情流露。偶然发生的真情流露源于外部因素；一旦外部因素消失不见，他们内心的回应也会一道消失。内心若是没有些许癫狂，就不会有真正的真情流露。重要的是，在所有的心理疾病形成之初，都有一个真情流露的标志性阶段，此时，所有常见的藩篱和统统不复存在，让位给那种最丰饶、最富创意的内心的陶醉。精神错乱初期诗兴勃发的特点由此得到了解释。因此，疯狂可以视为某种真情流露的突然迸发。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撰文颂扬真情流露，而不应颂扬愚行。真情流露的状态凌驾于习俗和体制之上。奔涌的液体遽然袭来，将我们内在生命的所有要素一举融化，创造出一种饱满而激烈的节奏，一场完美的交融汇聚。与僵化的形式和框架遮没了一切的高雅文化相比，真
《寻觅意义》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
复旦大学的本科生有这样一个社团，名为国学社，而且历史已经蛮长，是1991年起始，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国学社的存在，其意义不仅限于少数几位同学对中国古典学问有研究的兴趣。当然，这种兴趣也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国学社的活动越来越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下选择未来。
我们已经选择了源自西方的政治制度，比方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代议制；我们也选择了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制度，也就是现代生产关系的体系，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体制。在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目前，这是两件大事情。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向西方学习其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运动。从西方找来老师，不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还引进了西方的哲学，例如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进入了中国。也就是说，在思想文化的领域里边，我们向西方也学习了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向西方学习，对中国的进步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进步，它的标准是西方设定的，因为我们是被迫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前提，就是必须引入市场原则，引入资本的逻辑。
尽管我们有过一段不短的时期，就是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仍然属于资本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搞的是商品经济，即不是产品交换，是商品交换。不同的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要通过价值，亦即商品价值的交换来实现的，所以价值规律一定起作用。价值规律一旦起作用，剩余价值规律也就发挥作用。
在晚年说过，我们今天的社会跟旧社会差不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等等，资产阶级的法权继续存在，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以。后来改革开放起步，我们全面接受了市场的原则，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的转型。三十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努力地学习资本的逻辑，我们以为，通过进一步地让市场经济健康、正常和完善，就会带来中国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这个基本问题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并不由于资本逻辑的引进而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独立的个人，彼此之间按照以理性做基础的契约原则打交道。这一点，直到今天没做成。将来会不会成？我看很难。
以前中国人有句话：“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但是这个“门”是家门，它还是家。家在内部有它的伦理法则，有它的道德价值。
今天这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沙”也已经分解了。今天的沙粒，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于是，普遍的信任危机发生了，导致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
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国学社的活动，以及社会上许多阶层对国学的再度关注和国学复苏这样的现象。这现象有深刻的原因，也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我带来这样一个话题：中西文化差异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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