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散的筵席 顾维钧夫人回忆录+以公理争强权

《以公理争强权 顾维钧传》
生动再现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传奇一生

《没有不散的筵席 顾维钧夫人回忆录》
黄蕙兰著的《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共24章，前9章描述黄氏家族的发迹和富豪生活，其祖父（黄志信）及父亲的生平及家庭中的矛盾（据说她父亲娶过18个姨太太），也触及了生活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华人所受到的歧视。虽为首富，也难尽免（黄仲涵晚年不得不逊居新加坡）。第10章以后主要记述她与顾氏婚后在英国（顾任公使）、在北京（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内阁总理）、在巴黎和伦敦（顾任驻英、驻法大使），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华盛顿（顾任国民党政权驻关大使）这30多年的生活。
《以公理争强权 顾维钧传》
顾维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经历了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是民国外交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与同时代的外交官相比，顾维钧对外交方针和应对策略有自己的思考和总结，给外交史留下了不应忘却的遗产。
顾维钧的一生丰富多彩。他有过三段婚姻，三位夫人从不同的方面助他一臂之力，成为他的好伴侣。
本书是一部顾维钩的回忆录传记。

《以公理争强权 顾维钧传》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先后为英国利兹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瑞典隆德大学访问教授、韩国高丽大学访问教授等。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对外关系史，近年来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有《顾维钧传》、《陈纳德与陈香梅》（合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784—1996》（合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1689—1989》（合著）；编有《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合编）等，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刊物。

《没有不散的筵席 顾维钧夫人回忆录》
《以公理争强权 顾维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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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散的筵席 顾维钧夫人回忆录》
 
《以公理争强权 顾维钧传》
     第―章 从黃浦江畔到哈德逊河边 一 租界里长大的富家孩子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赴美留学及步入外交界后以英文名V.K.Wellington Koo而闻名于国际社会。 虽然出生在上海市区，顾维钧对自己的祖籍嘉定县（属江苏省，今为上海嘉定区）怀着浓浓的乡情，一生以嘉定人自居。 顾家祖上从昆山迁来嘉定，至顾维钧祖辈已成嘉定城中大户人家。顾维钧父亲顾溶，字晴川，1856年出生，自幼“资禀明达，性行笃淳”。但顾溶刚懂事，家中就经历了剧变。1860年，太平军进占嘉定城，此后三年，多次进出。兵荒马乱中，顾溶的父亲被太平军抓获，并被索要赎金，顾家倾其家产将人赎了回来。但因监禁中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顾溶的父亲回家不久就去世了。顾溶的母亲邹氏与嘉定城中许多人一样，为避战乱，拖着年幼的儿子并怀抱着更小的女儿，逃往上海的租界。 正如顾溶的墓志铭所言，“嫠母茕雏，资产如洗”，邹氏拖儿带女到上海后，只有依靠嘉定传统的刺绣手艺养家糊口，拼命地做针线活，在暗淡的油灯下干到深夜。大户人家的传统，使邹氏在为生计奔忙时也不忘督促儿子学习，只是家境艰难，顾溶学习的重点不是传统的诗书，而是“攻著作于计然”，期望着学点本事可以早点谋生，“托生涯于货殖”。 顾溶14岁时进入一家杂货店当学徒。结婚成家后，他在岳父的报关行里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家境开始好转。但当顾溶23岁的妻子蒋福安刚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报关行因经济衰退倒闭，顾溶一时失去了工作。蒋福安为此十分担忧，她已经有了两男一女，生活的重压使她不愿再添孩子增加家庭的负担。她指望用某种民间偏方进行流产，但这一偏方并不见效。不久，顾溶有了更好的工作。因此，顾溶夫妇视腹中的第四个孩子给顾家带来了好运。顾溶有了新工作后，搬进了小南门梭子弄的一幢大房子，第四个孩子顾维钧就出生在新房子中。 顾溶的新工作并不是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的在轮船招商局任事，这还要到几年之后。这份新的工作是在朱葆三的慎裕洋行管账，做总账房。出生于浙江定海的朱葆三年幼丧父，14岁时来到上海的五金店做学徒，靠着勤奋和聪明，逐渐被提拔为总账房和经理。后来自立门户，开办了慎裕五金店，店址最初在老城厢的新开河，后来搬到了紧挨着外滩的福州路13号，名称也改为慎裕洋行。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朱葆三要聘一个人做总账房，就找到了与自己年轻时经历相似的顾溶。顾溶没有辜负朱葆三的厚望，管账后得到了“账法精通，品行纯正”的好评。 遇见朱葆三是顾溶人生的转折点。地处公共租界中心区域的慎裕洋行是人来人往的重要社交场所。顾维钧晚年仍然记得父亲在福州路的办公点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种重要人物见面的地方。慎裕洋行紧挨着外滩9号轮船招商局的北门。1892年，顾溶得到盛宣怀的赏识，进轮船招商局，“年三十七，见器于武进盛公宣怀，不次擢之”。顾溶的新职位是招商局新船“快利”轮的坐舱。“快利”轮是招商局专跑汉口-宜昌航线的，当时刚投入运营，排水量870吨，是航行于汉口—宜昌航线的四艘轮船中吨位最 大的[另三艘是招商局的“固陵”轮（304吨）、太古洋行的“沙市”轮（811吨）、怡和洋行的“昌和”轮（677吨）]。坐舱负责轮船的客货业务，相当于乘务经理。顾溶与另一位坐舱林朝钧随“快利”轮首航抵达宜昌时，当地官商“以炮竹相迎”，“共放鞭炮二十余万响”，盛况空前。“快利”轮经营汉宜航线获利很大，到1900年，除去各项开销，“结余二十四万二千余金”。但顾溶在“快利”轮干得并不十分愉快。在1895年给郑观应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说，“所有在船卖票、收交客位水脚银两及进退司事一切等，均伊（张午峰）一人经理，溶稍稍询问，即含糊答复”。另有他人给盛宣怀的信称，“张顾二人素不相能……同舟龃龉”。 1901年，袁树勋出任上海道台。朱葆三为维护与官府的关系，将顾溶推荐给袁树勋，让顾帮袁主理财政，“辟掌支应”。顾溶很快就得到袁树勋的赏识，因理财成绩显著，不久就“晋三品衔”。上海道台要经手许多钱款，这些钱平时存放在哪个银号或钱庄，袁树勋并无定见，全听朱葆三的，因此那些银号钱庄的经理都要到慎裕洋行来找朱葆三，以至于当时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顾溶在这之中自然起了重要作用。1908年袁树勋升任山东巡抚，顾溶仍为袁做事，“办外海拯济”。顾溶手头阔绰后，在家乡嘉定置田2300亩，捐出来办“承裕义庄”，为族中子弟办学，并赡养族中贫困者。袁树勋在1911年专为顾溶写了《嘉定顾氏承裕义庄碑记》，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在为袁树勋做事时，顾溶与盛宣怀的往来也没有中断。1909年，顾溶受盛宣怀委派任汉冶萍公司的查账董事。1911年5月，顾溶再次受到盛宣怀重用，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办，并加二品衔，任直隶候补道。 P1-4